武陵观察网 历史 如果安禄山没有造反,“开元盛世”会持续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安禄山没有造反,“开元盛世”会持续吗?答案是否定的

公元755年(唐朝天宝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正式拉开帷幕。

安禄山和史思明率领范阳、平卢、河东三地兵马,再加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万人,号称20万大军,一路腾起滚滚烟尘,要知道,当时正处于唐朝最巅峰的“开元盛世”,身在中原的唐朝百姓一辈子都没见过战争,看到安禄山这阵势都震惊不已。安禄山所经过的郡县,听闻叛军攻入,皆纷纷启程逃跑,整个河北瞬间失守。《资治通鉴》云:

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

当时太原守将八百里加急奏报安禄山造反,唐玄宗竟然不行,还说太原守将是因为讨厌安禄山,故意栽赃。

唐玄宗没想到的是,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东都洛阳就被安禄山攻陷,之后,潼关失守,不到一年的时间,安禄山就攻下了长安,唐玄宗仓皇逃走。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直接将唐朝从“开元盛世”拽入泥淖,从此繁华不在。因此,宋朝大儒欧阳修在修《新唐书》时,曾评价:

禄山、思明兴夷奴饿俘,假天子恩幸,遂乱天下。

欧阳修把天下大乱的责任归咎于安禄山和史思明,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可置否,毕竟,从结局上看,本就如此。

但是,若没有安禄山、史思明的造反,唐朝的“开元盛世”会持续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其症状表现为4个方面。

一、帝王骄奢,高层腐化

唐朝天宝十年,唐朝的贵妃园西侧机杼声嘈杂而有序,700多名织工和绣娘每天辛勤劳作,她们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人——杨贵妃。不错,为了帮杨贵妃缝制各种各样的衣服,700多人必须日夜赶工。实际上,700名织工和绣娘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为杨贵妃准备胭脂粉黛、鲜花玉露、钗环珠翠的工匠更是多达上万,《旧唐书》云:

“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

这描述的正是杨贵妃和其家族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

《战国策》曰:“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杨贵妃的奢靡只是整个唐朝皇宫的缩影,若没有唐玄宗的万般宠爱,杨贵妃及其家族自然不会如此奢靡。

唐玄宗的这种奢靡,源于他的骄傲和不思进取。不得不承认,唐玄宗登基之初,任用姚崇、宋璟等人为相,唐朝在贞观之治、永徽之治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峰,到了开元年间,经济、文化之繁盛,前所未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开元盛世”。然而,取得如此成就的唐玄宗渐渐志得意满,唐玄宗不再以百姓为朝廷基石,把“开元盛世”当作自己取乐的工具。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为了能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唐玄宗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这种奢靡之风,为后世的惨状埋下伏笔。

二、奸臣当道,小人当权

唐朝有四大贤相,所谓的“唐朝四大贤相”没有魏征、没有马周、没有狄仁杰、没有李泌,这四人分别是贞观年间的房玄龄、杜如晦,和开元年间的姚崇、宋璟。房杜自然不用多说,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四海,功勋卓著。而姚宋二人的政治贡献却鲜有人知,可以这么说,开元盛世的繁华,有一半以上都是这二人的功劳。

在姚崇、宋璟之后,唐玄宗任命苏颋、杜暹、韩休等人虽然能力不及前者,但治理水平还说得过去,唐玄宗任用的最后一位好宰相,就是张九龄,然而,在张九龄之后,李林甫上位,此人堪称“口蜜腹剑”,在宰相之位上浸淫19年,是吏治败坏的开始。

李林甫担任宰相之后,大肆排挤异己,命心腹之人掌管刑讯,稍有政见和自己相左者,立即寻借口问罪,有的被贬,有的被刑讯打死,一时间,朝野上下,无人不惧怕李林甫,就连当朝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也不敢和李林甫作对。

李林甫在位19年,权倾朝野,言路闭塞,排斥贤才,导致唐朝朝纲紊乱,对开元盛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司马光曾评价:

林甫媚事左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而李林甫的继任者杨国忠,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国忠凭借是杨贵妃的族兄的身份,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其任职期间,贪污受贿,专权误国,败坏朝纲。

正如《旧唐书》所言:

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

宰相祸乱朝政,唐玄宗一味享乐,有君王如此,有宰相如此,开元盛世焉能持续?

三、土地兼并、百姓流亡

从南北朝到隋唐,一直实行均田制,所谓的均田制是指按照人头分配土地,到了唐朝天宝年间,唐玄宗放纵土地兼并,均田制无法再执行。

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因为唐朝统治集团日益腐化,王公贵族仗着有权在手,大肆侵占百姓良田,而底层士绅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也纷纷购买百姓土地,大量的百姓因为无地可种,最终沦为流民。

这些流民,运气好的可以继续为地主阶级种地,沦为佃户,若运气不好,只能四处流传,或靠乞讨为生,或靠犯罪来维持生计,给底层社会造成很大负担。

这种流民现在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举国上下都存在,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的一封诏书,充分体现了当时全国的流民现象之严重:

使黎甿失业,户口凋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佣假取给,浮窳求生。

流民问题,本质上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归咎于唐朝统治阶级的败坏。

四、军阀割据,尾大不掉

唐朝初年,在府兵制的大环境下,唐朝共设置了634个折冲府,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折冲府戍卫在长安以及关中地区,目的是保护首都长安,仅有不足400个折冲府位于边境。这种集中兵力包围长安的情况,被人称为“外轻内重”。但到了唐玄宗时期,府兵制被破坏。

到了唐朝开元四年,唐玄宗设置节度使制度,允许节度使率兵镇守边疆。由于府兵制被破坏,唐朝不得不以募兵代替府兵制,募兵的最大弊端就是他容易被地方军阀收买,效忠于节度使,而不效忠于君王。节度使们有土地,有百姓,还有自己的兵马,大大削减了唐朝君主的军事权力。最后导致,唐朝从“外轻内重”变为“内轻外重”,成尾大不掉之势。

贞观年间,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在关中地区,到了天宝年间,关中驻军不足8万,而边镇的兵力达到50万,也就是说,关中地区的兵力降到了不到六分之一。由于深受唐玄宗信任,安禄山本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兵力近20万,实力巨大。

实际上,安禄山之所以能身兼三镇节度使,和奸相李林甫有很大关系。自唐玄宗登基以来,朝中宰相大多从各地的节度使中晋升而来,李林甫当上宰相之后,为了避免后来者居上,便想断了这一条升官之路,于是,李林甫便劝唐玄宗多任用蕃将,因为蕃将身体雄健,长期长在马背上,又对朝廷忠心耿耿。唐玄宗因此采纳李林甫的建议,为安禄山等蕃将出任节度使提供了便利。

以上四点,如果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已经发生了内部矛盾、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唐玄宗的奢华帝王生活的背后,已经是矛盾重重,大厦将倾的唐朝。所以,即使没有安禄山、史思明的造反,唐朝的繁荣也将不再持续。

与其说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不如说安史之乱的出现,加速了唐朝的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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