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农历6月4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的8月8日，李世民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是为唐太宗。此时，距离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仅仅只有两个月时间。纵观历史，秦始皇统一六国，实现了真正的中央君主集权制，从此形成了将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国王朝体制，在此基础之下，不允许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权利形态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会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情人之间也不例外。
（唐太宗画像）
李世民就是个范例，因为李世民刚刚通过杀掉兄弟才掌握实权，将来皇位非他莫属，完全可以担任一段时间的皇太子再说，但李世民之并没有那么去做。所以，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完全给人一种步步为营的姿态。而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主要原因是当时突厥人大兵压境，局势的变化，要求李世民必须挺身而出。所以，突厥的入侵加速了李世民取父亲李渊而代之的步伐，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巧合吧！
贞观之治前奏——征服突厥，李世民政治上的第一道光环
隋文帝后期，启民可汗率突厥归顺隋朝，之后与隋朝基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到了其子史毕可汗时，隋朝进入动荡不安的炀帝末世，突厥与隋的关系谁出现了逆转。大业11年（615年），隋炀帝被突厥围困于雁门关，九死一生才得以逃脱。从此，突厥便以凌驾于中原王朝的姿态示人，于是在隋末华北各地崭露头角的群雄之中，诸如窦建德及其不下刘黑闼以及高开道、刘武周、薛举和李轨等人，无不看突厥人的脸色行事。
实际上，李渊太原起兵的背后就有突厥人的影子，据说当时突厥曾借给李渊1000匹战马和2000名骑兵。此举在起到加强唐军力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监事唐军心动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二者之间有某种约定，即在唐军占领长安以后，付一定的报酬给突厥人。然而，当唐军控制长安以后，一方面对突厥继续采取低姿态，另一面却连接制服群雄，开始迈向全国统一之路。
当突厥意识到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因为倘若等唐朝完成统一大业巩固了政权，不仅此前突厥对中原指手画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且鹿死谁手也不得而知。于是，武德七年（624年）颉利可汗继位后，开始率领10万骑兵大举南进。并终于在武德九年（626年）至西北攻入，兵临长安城下。此举，显然是由于突厥看中了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内部混乱而趁火打劫、浑水摸鱼。
李世民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遂决定自己站在最前沿，因此仓促登基，接受挑战。李世民继位20天以后，突厥大军饮马渭水便桥。李世民闻讯，立即率领六位重臣奔赴便桥，痛斥对岸的颉利可汗。颉利没有想到唐太宗会亲自前来，大吃一惊，同时看到不远处严阵以待的唐军，颉利感到恐慌，遂与便桥上与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军。
实际上，唐太宗早已经预料到了突厥的进攻，并提前做好了从背后夹击突厥军的准备，有备无患，底气十足。同时另一方面，颉利心里也很清楚，如果在长安附近长期对峙下去势并没有胜算。经渭水之盟，新皇帝李世民总算度过了这次危机，唐朝借此机会凝聚人心，强化内部团结，同时也找到了战胜突厥的契入点。这个契入点就是突厥因内部矛盾引起的军纪涣散，表面声势浩大，实际一盘散沙。
原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的存在微妙关系，突利可汗是始毕可汗的嫡长子，突厥之嫡系，而现在只是其叔叔颉利可汗之下的一个小可汗。另一方面，唐太宗在为秦王时代就与突利可汗结拜了兄弟，于是更为接近拉拢突利、孤立颉利提供便利。后来，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突厥陷入饥荒状态。唐太宗抓住这一机会，一方面送粮草救援于突利，另一方面任命李靖、李勣为主将，向颉利发动进攻。
（颉利可汗剧照）
贞观四年（630年）2月，颉利被唐军俘获。至此君临北亚的突厥帝国（东突厥），即突厥第一汗国，遂宣告灭亡。颉利可汗被押送长安，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经常为李世民在酒席上起舞助兴。往事不堪回首，最终颉利在一丝寂寞，两点闲愁中，郁闷而死。
突厥帝国的灭亡，如一声惊雷，给各游牧民族的酋长们带去强烈震撼，对于继位仅三年半就击败了北方强国的唐太宗之伟业，他们感到膜拜和敬佩。于是，他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凌驾于各组织上的“天可汗”。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中国皇帝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贞观之治的良好开端
如上所述，解决突厥问题，就是摆在唐朝眼前的最大难题，李世民一气呵成，给太宗时代开启了一个好的开端。同时，贞观二年（628年），隋末群雄中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也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让经过战乱以后疲惫不堪的民众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政治体制，开始了在后世广为人知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脍炙人口，一个世纪后，文人吴兢的《贞观政要》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书是唐太宗与臣下的问答集，通过具体的问答对于君臣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以及政治上最为重要的东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解说。这本书的主旨可归纳为：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们的意见，臣下的谏言又如何把握好分寸，二者相辅而行，以便推行宽松的政治。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则要公正清廉，不畏权势，勇于劝谏，克己奉公。后世的人们通过《贞观政要》一书，将贞观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
表面上看，唐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谏言政治，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排斥臣下意见、一意孤行而导致亡国的君主隋炀帝。正是为了不重蹈覆辙，唐太宗才身体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一个善政的实践者。然而，如果仅这样看待唐太宗的话，那就是只看其表，忽视其里了。不可否认，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唐太宗一筹。
正因如此，唐太宗才另辟蹊径，将隋炀帝塑造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及各方面与隋炀帝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所以，唐太宗非常在意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几次欲窥视《起居注》内容，但都被相关人员拒绝。因为，《起居注》是将帝王言行记录传诸后世，按照当时的规定，是不能让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却按耐不住想看起居住的欲望，由此可见他所谓的欲望其实是一种虚心的表现。
的确，唐太宗可以归入有能力的皇帝这一类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贞观时期。但是，轻易断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来被人们追捧为一代明君，而隋炀帝则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是很草率的。但无论怎么说，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唐朝历史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
贞观之治的本质
李渊建唐，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针还是回归开皇旧治，也就是说否定隋炀帝而回归隋文帝前半期的体制之中去。而隋末群雄无一例外，几乎每股势力都鲜明地打出了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倘若不明确表示出否定隋炀帝的立场，就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和拥护。可见，开皇之治成为己经成为隋朝以后泛政治中的一个风向标。
（隋文帝画像）
所谓开皇之治，也就是指基于开行律令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军事的主轴置于长安，以观中本位政策为其支柱。控制了长安的唐李源集团，请凭这一点就已经占据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于是作为新王朝的法治体系，高祖李渊首先发布了以开皇律令为范本的武德律令，其后又屡次修订成为唐代的第一号律令。
进入了唐太宗的统治时期，太宗命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11年（637年）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自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在劳神费时精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和。比如分别代表二个朝代府兵制的“鹰扬府”与“折冲府”，其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存在。事实上，唐太宗在否定隋炀帝的同时，为实行新的国家体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却仍然摆脱不了隋炀帝路线影子的存在，这也是唐朝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将来的高句丽之征正好印证这点。
（隋炀帝画像）
唐太宗在位23年，前十年间奉行谏言政治，由于其本人虚心纳谏，因而政治空气清新。进入后半期，志得意满，颇有颓废奢靡之风。魏征察觉到了这些迹象，向李世民提出著名的十条戒严，企图阻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然而，等贞观七年（643年）初，魏征去世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唐太宗的行动了。其结果在围绕继承人问题以及出兵高句丽的问题上，唐太宗均未能做出冷静的判断，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贞观之治的阴影，远征高句丽
高句丽在隋朝时就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后来因侵犯辽水之西的隋境，引来隋朝铺天盖地般的征讨。隋朝灭亡到唐朝初年，高句丽得到一定的修整。唐武德七年（624年），高句丽接受唐朝的“高丽王、辽东郡王”的册封，以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642年，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通过发动政变掌权，并于百济联手开始打压新罗。
新罗危在旦夕，只能向唐朝求援，于是唐朝开始出面调解，督促三国的和解。然而高句丽却并不接受唐朝的调停。唐太宗认为治病寻根，想要恢复辽东安定必须除掉元凶泉盖功文。贞观19年（645年），唐朝派遣水陆10万大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进攻。唐太宗本人也轻率大军度过辽水，对安市城进行攻击。然而，这次远征却因高句丽方面的顽强抵抗以及冬季的来临不得已而撤兵。
唐朝战争损失，虽然赶不上当年的隋炀帝，但战争过程极其失败的方式却与隋朝同样。贞观21年、22年，唐朝又分别两次出兵高句丽，结果劳师动众，却收效甚微。唐太宗感慨地说，倘若有魏征在，当不至于此！
太子废立，贞观之治的落日怅望
唐太宗晚年，在立储问题上大费周章。太宗本人是通过杀死亲兄弟才登上宝座的皇帝，并为此而一直遭人诟病。因此，他才下决心再也不能让自己的继承者也重蹈覆辙。太宗的正妻皇后长孙是鲜卑出身，以先贤德内惠著称于世。长孙皇后为唐太宗生有三子，即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九子李治。
李世民继位不久就马上立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由此看来，嫡长子继承大位已经成为定局。可是，李承乾并未能保住太子之位。贞观17年（643年）4月，李承乾因谋反而被废黜。李承乾之所以走上绝路，完全是是因为唐太宗太过分宠爱魏王李泰，并且露出如何如有可能的话，想让魏王成为继承者的态度。
魏王李泰心宽体胖，颇具长者风范，不仅招揽学者在自己身边，而且特别擅长讨太宗皇帝的欢心。最终，深感焦虑的李承乾受侯君集等人的蛊惑而谋杀李泰及父亲李世民，结果飞蛾投火、自取灭亡。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糟糕的局面，实际上是太宗皇帝自导自演的悲剧。
然而，皇长子李承乾消失于政治舞台，魏王李泰并没有如愿登台，原因是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主张拥立晋王李治。长孙无忌的逻辑是，太子争位之乱，魏王李泰也有责任。所以皇太子应该由此事毫无关系的晋王李治来出任，接连遭受挫折而身体每况愈下的太宗竟然接受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逻辑。
（唐高宗李治画像）
贞观17年4月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李志仅仅只有16岁。长孙无忌当然打的是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作为这位年轻皇太子的监护人，将来在唐太宗过世以后，仍可确保自己的政治地位。然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命运，而且也导致了他自身悲剧的结局。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若干年后的唐朝，将会是一个女人的时代。
结语：公元649年，唐太宗与世长辞，贞观之治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朝最盛时期也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当时的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学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们认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但是，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非常深远，而且足矣垂范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