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国力等方面，唐朝与宋朝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二者拥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十分重视文化发展。概括而言，唐朝时诗歌创作更加繁荣，而宋朝人则更钟爱词，这就形成了所谓“唐诗宋词”的格局。除此之外，散文也是唐宋时期深受文人墨客喜爱的文学形式，他们通过散文抒发情感、议论时事，创作了许多经典名篇。
明朝初年，曾担任《元史》修纂官的学者朱右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三苏”的作品编为《六先生文集》，后来人们又将“三苏”拆开，“唐宋八大家”的称谓便自此诞生。相比于其他几位，曾巩尽管同样才华横溢，但如今许多人对他可谓知之甚少。
北宋天禧三年（1019），曾巩生于建昌军南丰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一带。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勤奋好学，且展现出惊人的天分，《宋史》对此记载道：“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不但机警聪敏、记忆力超群，曾巩还具有过人的文采，年仅十二岁时他试着应答科举考试中的《六论》，不但一气呵成，且文辞豪迈。
成年之前，曾巩便已经名动四方，还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欣赏。在前往汴京后，他顺理成章地拜入了欧阳修门下，又与比自己小两岁的王安石结为好友。正是在曾巩的推荐下，王安石才得到了欧阳修的提携。嘉祐二年（1057），曾巩参加由欧阳修主持的会试，并与同族的三个弟弟一同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
值得一提的是，同年来自眉州的苏轼、苏辙兄弟也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进京赶考并高中进士。相传，苏轼原本被评为第一，但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如此优秀的文章必是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才将其改为了第二。总之，至此“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全部齐聚在了汴京。
当了一段时间司法参军后，曾巩转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他整理校勘了包括《战国策》、《说苑》在内的大量典籍，为这些内容的流传作出了贡献。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得到宋神宗重用，以参知政事之职正式开始主持变法，昔日与王安石关系友善的曾巩却因为对新法并不完全认同而被迫外任越州通判，史书对此记载道：“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
来到越州后，见当地正爆发饥荒，曾巩便要求当地富户上报府中存粮数目，并命他们在平常粮价的基础上稍微增加后将存粮卖给缺粮的百姓。解决了眼下的问题后，曾巩又以官府名义将种子借给百姓，避免延误农时造成恶性循环。自熙宁五年（1072）起，曾巩历任齐州、明州、亳州等地的知州，在任期间以强硬手段惩治盗贼豪强，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但因为同当权的新党理念不合而只得四处漂泊。
直到元丰三年（1080），曾巩才在前往沧州上任途经汴京时得到宋神宗召见，并被其留在了京城。宋神宗知道曾巩与王安石有旧，便询问他认为王安石是个怎样的人。曾巩表示，王安石不管是才学还是行义都足以同汉赋大家扬雄相比，但唯独有个缺点就是太吝啬。宋神宗疑惑地表示王安石并不贪财，何谈吝啬呢？曾巩便解释道：“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
诚如曾巩所言，王安石虽然在推行变法时可谓殚精竭虑、一往无前，但与此同时也常常忽略反对意见甚至大肆排挤政敌，而不愿反思自己存在的过失。相比于王安石，曾巩的缺点则在于他虽文采斐然，但政治才能并不出众，且因为年少成名之故过于自负，看透了这点的吕公著曾对宋神宗评价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也导致了宋神宗一直没有重用他。
元丰五年（1082），曾巩升任中书舍人，但他以年老为由推辞。次年四月，他于江宁府去世，终年六十五岁。对于曾巩的才华，王安石曾作诗称赞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其恩师欧阳修也表示：“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相比于在仕途上的成就，曾巩的天赋确实更多体现在文章当中，但或许是由于较少被选入教科书，如今他的作品只得到少数人的欣赏与认可，而被大众所遗忘，实在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