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长恨歌》）
秦汉以后，唐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封建大一统，尤其是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更是成就了大唐盛世。但是安史之乱爆发打破了盛唐的太平气象，严重地消耗了人力和财力，使唐朝遭到了极大的创伤。
此后从代宗平定战乱到德宗朝，大唐用了四十多年时间，才基本上恢复稳定。统治者注重休养生息，出现了一点繁荣景象，这给唐王朝带来了中兴的希望。但是此时各种社会问题又接踵而至，至德宗年间更甚。
当时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藩镇割据，中央皇权被削弱。
二、宦官专权，恃宠乱朝。
三、士风日下，吏治败坏。
四、君愎臣奸，奸邪当道。
五、财政吃紧，入不敷出。
种种社会弊端，如果任其发展，势必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生存，其中宦官专权尤为严重。若想铲除毒瘤，就必须有明君强臣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此时全社会都在等待着一场大变革的到来。
革新的前导
穷则思变，看着眼前逐步走向衰亡的王朝，心怀家国之人都心急如焚，从皇帝到一般朝臣，皆欲变革，希望实现中兴，找回盛唐的那种繁华，各种途径和方式的改革势头纷纷出现。德宗即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振作精神：“擢崔祐甫为相，颇用道德宽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声蔼然，海内想望贞观之理”。
但他刚继位不久，就遇到朱泚叛乱，仓皇逃出城，军队全跑了，只有宦官窦文场率领少数武装跟皇帝一起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德宗从此不信任武臣，把军权再度交给宦官掌握，不仅禁卫军属于宦官，而且对各镇武装也设有监军，由宦官充任。这种制度的产生，完全是因为皇帝 “忌宿将难制”。从此他性情大变，斗志渐弱，好猜疑，听信谗言，整个朝政混浊不堪。
王叔文与革新集团
永贞革新的主要人物有王伾、王叔文、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柳宗元以及凌准、程异等。刘禹锡、柳宗元是这个革新集团的中坚力量。
两唐书有所记载，永贞革新集团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韦执谊，少年高中又有诗才，早年就很受德宗宠信。王叔文受知于顺宗，顺宗将其绍介于韦执宜说：“彼伟才也”，于是韦执谊和王叔文两人关系愈发密切。
刘禹锡以儒学、古文、诗才著称于世，曾经做过南节度使杜佑的幕僚，得到杜佑礼遇，跟随杜佑入朝，因而得以机会与韦执宜相交，通过韦执谊又结识了王叔文。王称赞刘有宰相之才，刘禹锡于是引荐同辈吕温、李景俭、柳宗元等人与王叔文结交。都是一时才俊，声气相投、志同道合，并非因缘投机、钻营无耻。甚至德宗、顺宗都曾为他们起过穿针引线作用。
永贞革新的过程
永贞革新是在顺宗李诵即位后正式开始实施的。顺宗早在东宫做太子时，就对贞元年间的种种弊政感到忧虑，再三思索想要变革，他曾经和自己的伴读论政，想向德宗陈说宫市之弊；他对宦官专横也非常痛恨，始终“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他继位时已身患风疾，口不能言，所以革新活动是在他的默许下，由王叔文集团来具体策划实施的，其中王叔文、王伾是领导人物。他们以“立仁义，裨教化”，“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宗旨，
目的就是要加强皇权，重建一个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
。
具体过程：
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初三，顺宗朝百官于紫宸门。
二月初六，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待诏三十二人，改革开始。
二月十一日，韦执谊出任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二月二十一日，贬贪污残暴的皇室宗亲李实为通州长史。“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二月二十二日，王叔文、王伾入为翰林学士。“二王”和韦执谊内外呼应，把握了朝政大权。
二月二十四日，顺宗御丹凤门，宣诏大赦天下，举荐贤才，罢杂税、例外进奉等；禁征乳母；罢宫市、五坊小儿，“人情大悦”。
二月二十五日，废除盐铁月进钱。
三月初一，出后宫三百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三月初三，以姜公辅为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苏弁为忠州刺史，召陆贽、郑馀庆、韩皋、阳城等原遭贬黜的官员赴京，“人情大悦”。
三月十七日，免去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盐铁转运使职务，任命杜佑、王叔文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正、副使，整顿财政。
三月二十四日，立李纯为皇太子。
四月初一，顺宗御宣政殿，册太子。
四月二十三日，罢闽中万安监。
五月初六，任韩泰为行营兵马节度行军司马，拟夺宦官兵权，宦官惊觉，未果。
五月二十三日，王叔文被削去翰林之职，这意味着他与顺宗失去了联系，内廷全部由宦官操纵，这是革新受到的一大挫折。王叔文离职前，严正拒绝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要都领剑南三川的要求。
六月十六日，韦皋、裴均等上表，指斥王叔文等人，请皇太子监国。
六月二十日，王叔文以母丧去位。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诏由皇太子掌管军国政事。
八月初四，顺宗让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
八月初五，顺宗迁居兴庆宫，下诏改年号为永贞。
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自此彻底失败
。
永贞革新施政措施
首先，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待诏，出宫女、掖庭教坊女乐
这其实就是裁汰冗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压力，因为朝廷不需要再为这些人提供衣食费用了。
其二，罢李实，起用姜公辅、陆贽、阳城等人
李实是道王元庆的玄孙，以荫入仕，德宗的宠信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他做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曾克扣军士衣食，导致士卒心生怨恨，弃城而走。后来他做京兆尹时又蛮横无理，不循法度，大旱之年仍聚敛征求，逼得百姓“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他被贬时，百姓欢呼雀跃，并且用瓦砾砸他，可见他的种种劣行早就让人痛恨异常。
陆贽、阳城等人是贬谪之臣，根据《顺宗实录》记载，只要官员被贬谪，一般来讲，政治上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其实在朝政腐败时期，遭到斥逐的往往是那些有节操的忠义之士，永贞革新对贬谪官员的重新起用，让他们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些忠贞的官员为政也会给人民带来好处，所以会“人情大悦”。王叔文集团举贤任能，打击奸佞，正表明了他们想要实行开明政治的决心。
其三，罢杂税、例外进奉、罢盐铁月进钱
例外进奉和月进钱其实是为了讨好皇帝，废止它们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之风。免去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盐铁转运使职务，任命杜佑、王叔文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正、副使，实际是把盐铁转运权从方镇收归中央，这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威。“置牧”在唐代是向农民掠夺土地的一种方式，永贞革新停罢设在泉州界内使“人情大扰，期年无所滋息”的万安监牧场，无庸置疑，是一项有利于百姓的善政。
其四，罢宫市、五坊小儿
宫市是自天宝、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给百姓带来很大危害的一项弊政，然而一直没有被废除。并且，贞元末年宦官横行霸市，常用百钱买人值数千钱的东西，刚开始还带着文书，后来文书都不带了，百姓也不知真假，无人敢问，很多时候辛辛苦苦拉到集市上卖的东西最后一分钱也没赚到，百姓都苦不堪言。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对这种情形的形象描述。德宗时“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及顺宗“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一再地对宫市问题做出决断，说明永贞革新对这一痼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另外，五坊小儿在坊间捕鸟雀，把网支在别人门口不许出入，或者在井口支网，不让人汲水，一旦有人反抗，就以惊扰进奉之鸟雀为由殴打他人，百姓出钱才肯离去。五坊小儿如此飞扬跋扈肆意践踏百姓，必然招致民怨沸腾，所以罢除他们时“人情大悦”。任命范希朝为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意思就是想把兵权从宦官手中收回，如果能够成功，其意义则非常重大：既整治了军队，又可借此削弱宦官势力，巩固中央皇权。
其五，严正拒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要都领剑南三川的要求
藩镇原本已有很强的势力，如果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实际上是扩大了他们的地盘，更增强了他们的反动势力。拒绝其无理要求正是对藩镇势力的抑制，也是对其嚣张气焰的有力回击。
从以上的措施和人民的反应可以看到，永贞革新是顺应民意的，它反映了改革者的改革愿望，与之前的改革尝试相比，它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也因此，它具有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从政治来讲，其后宪宗即位后推行的政策和措施也是对它革新精神的继承。
宪宗对永贞革新的继承
宪宗上台，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参与者也被施以重罚：王叔文最终被赐死；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并且，宪宗还下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在唐代，那些被贬往边远蛮荒之地的官员，在国家大赦之际，可以根据情况酌情转调到稍近之地，然后逐步晋升。
八司马诸人被剥夺了量移的可能，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永贞革新要改革的弊政因革新的终止并未完全革除。这些问题的依然存在，决定了
下一任执政者要实现中兴，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把改革的道路走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宪宗即位，他本人又颇有抱负，求治心切，于是我们看到了下面的情形：
一、对于宦官，他宠而不纵，采取温和的方式抑制其势力的恶性膨胀。如对其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宪宗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予以任免，并不姑息迁就。
二、削藩。他即位之初就听从杜黄裳的建议用兵西川，初战告捷。随后，又接连平定了夏绥杨惠琳、镇海李锜的叛乱，使“藩镇惕息，多求入朝”。对于跋扈不臣、割据多年的淮西诸镇，他也坚决用兵，并取得胜利，从而结束了自唐代宗以来近六十年的割据状态。
三、擢贤良，知人善任。如他把元稹、白居易、萧俛等当代英俊选至内廷，顾问谏诤，先后提拔了有经济大略的杜黄裳、平正无私的武元衡、有法度的裴垍、以匡谏为己任的李绛等人为宰相，鼓励他们勤身匡弼，直言极谏。
四、慎选财臣，整顿制度。他一即位就罢免了贪财受贿的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之职，起用精于督察、干练有为的李巽为使，全面负责经济事务。李巽整顿漕运，置贵阳监等，使国家财政状况大有改善。
五，继续改革弊政。如禁税外加征，东川节度使严砺就因擅没吏民田宅、税外加敛钱及刍粟数十万，被元稹弹劾，“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还其主，税外所敛悉蠲除”。还有罢除诸道进献，放五坊鹰犬等。
一朝天子一朝臣，宪宗虽然仇视顺宗所用之人，对王叔文革新集团给予了严厉的惩处，但他却基本继承了永贞革新的精神，并因此制定了元和时期的治国策略，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永贞革新的历史连续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永贞革新在中唐的改革思潮中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的，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正因为这样，它也将对其时的社会和文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永贞革新充其量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二王八司马也并非完人，而且在当时紧急情势下，他们采取的某些应急手段也并非完全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永贞革新没有短时间内夭折，革新措施得以按预先设定的程序推行，中晚唐的历史必定会改写。
参考文献：《旧唐书》、《资治通鉴》、《柳宗元集》、《韩愈全集校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