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
提到柳永，我首先能想到的便是他的《雨霖铃》了。当我翻开史书，真正了解这个被世人称为"浪子"的人后。发现他的人生还是很悲剧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要从他的经历开始说起。
从热衷向往到伤感厌倦——功名
柳永原名柳三变，出身在一个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其祖父是位儒学名家，父亲一辈一共6人，3人是进士出身，5人入仕为官。到了柳永这一辈，弟兄3人，其余两个都是进士。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不难想象，年少时期的柳永，对功名利禄的向往之深。
柳永《少年游》
当时的他在家乡勤奋读书，曾作《劝学文》一篇，在中举之后。柳永便随着父亲来到了汴京，寻找能够求取功名的机会。可是他自身浪漫的气质和善作诗词的天赋，让他沉迷在繁华的柳巷花街、茶坊酒肆之处。于是他广泛结交朋友，暮宴朝欢。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忘记求取功名的心。
柳永本质上是从前辈那里继承了儒家的用世之心，兼济之志。他希望能够通过科举之路，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柳永《鹤冲天》
然而，事与愿违。柳永首次科举便落地。于是他在愤懑之时便作了首《鹤冲天·黄金榜上》，来发泄自己对于科举的不满和牢骚。
在词中，他自命"白衣卿相"，又把功名利禄视为"浮名"。这传到了宋仁宗的耳中，让他勃然大怒。宋仁帝认为柳永是一个放浪形骸、毫无分寸的人，不适合在朝为官，就决定以后不录用他。
然而柳永自身对这首词的看法却只道寻常，他不觉得自己无能，也不愿就此放弃科举。于是，柳永后来又参加了科举。但却遭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考到第四次的时候，柳永已经40岁，却还是没能在朝为官。于是他索性放浪不羁，在秦楼楚馆里消遣岁月，在偎红倚翠中寻找寄托。
柳永
在我看来这时的柳永还是对科举抱有一丝期待的，之时可能意识到自己得罪了皇帝，便以"调侃放浪"为面具，伺机而动。柳永仍然期待着时来运转，一酬壮志。
可是，在当时的朝代，柳永的名声太大了。他放浪形骸的作风被世人所诟病，使得他的处境困顿，一直被名声所累。也正因如此，后来的柳永有所收敛。公元1034年，仁宗特开恩科，朝廷取士的政策也有所宽松。柳永听闻如此，大为开心，终是登进士第，但柳永已到暮年。
及第之后，柳永在事业上竭力进取。他有自己想要完成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始终命运多舛，没能如愿。公元1043年，柳永被调任为泗州判官，但是他已经在地方为官3任、共九年，在这几地，都有政绩。按宋朝制度理应升迁，但柳永却并没有升职。
柳永
据记载，柳永曾多次前去见宰相，询问原因。但他最终结果不是被冷落就是被排斥。在我看来，柳永一生，成也诗词，败也诗词。因词得名，因词取咎。潦倒半生，着实艰难。
柳永因为仕途的不顺利，以及身体的多病，在晚年时期对功名已经产生了伤感厌倦之情。在外任的9年里，他意识到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不过是"虚费光阴"。这时，柳永就更加痛苦，他陷在对往日的追忆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柳永于公元1053年，与世长辞。
柳永
纵观柳永的一生，似乎都是苦闷偏多。幼时对于名利最纯粹的向往，青年时被汴京的繁华所诱惑，壮年时在科举路上的失败，晚年时在官场上的不顺。柳永一生的悲剧很大一部分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而他仕途上的悲剧归根到底，是两方面原因。
其一是柳永自身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与当时士大夫的理念格格不入。其二，则是柳永与当时皇帝宋仁宗的冲突，导致宋仁宗无法认同柳永之才。
文化冲突——两阶级的对立
柳永长期混迹于青楼，过着放浪的生活。这种作风在表面平静的北宋时代似乎并不算大错。但他却在未入仕之前就以艳词闻名于世。这样以来，让朝臣对他有了先入为主的坏影响。要知道，当时的北宋文坛的士大夫们也是创作艳词的，但却从未如他一般这样放肆。而在几次科举落榜之后，柳永更是加强了他自己的俗艳之名。
柳永
他已经成为了艳俗文化的代言人。而这种形象其实并不被宋代文人们所推崇，甚至可以说士大夫们对此时的柳永是深恶痛绝的。自宋代初，太宗就主张"文德致治"，注意为官人的品性，到了仁宗如此。士大夫他们代表的是主流文化，而柳永所代表的则是世俗文化。两者产生碰撞，必然会产生冲突。
士大夫们不可能让这样具有影响力的艳俗文化的代表，进入他们的阶层。因为一定接纳了柳永，就意味着承认了艳俗文化，而这与"文德致治"显然是违背的，会威胁到士大夫阶级文化的基础。所以当柳永与士大夫之间的斗争转化为文化之间的对抗时，孤立无援的柳永一定是失败的，那么也就注定了柳永仕途的不顺以及人生的悲哀。
柳永诗词雕版
君臣观念不合——抱负无法实现
而且就柳永自身与宋仁宗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也是冲突的。宋仁宗本身是个生性谨慎、为人正统的帝王。这从他的事迹上就可以看出。
有一次，宋仁宗举办赏花钓鱼宴，侍女们用碟盛鱼饵放在桌子上，王安石本就不拘小节，看到这些，就把鱼饵全吃完了。宋仁宗第二天就对宰相说道："王安石此人狡诈，若是误食了鱼饵，吃一个就停了。但他却吃完了，真是不识趣。"就此就能看出宋仁宗是一个谨慎、知礼、规范意识很强的人，他很注意生活小节。
《雨霖铃》书法作品
而柳永的性格却恰恰相反，他是个容易放任性情、只图一时风流快活的风流才子。对于帝王来说，柳永的《鹤冲天》分明是对皇权的轻视慢待。柳永玩世不恭的浪荡态度，让宋仁宗极为恼火，所以就不可能给他什么机会入仕了。
此外他们二人追求的并不相同。古代文人形象往往是风流又儒雅，柳永却只有风流并无半分儒雅。仁宗则是"留意儒雅，务本向道。"这从他重用的臣子的性格就能看出。晏殊、韩琦、文彦博等人都是正统儒雅之士。所以由此可见，仁宗自然不会喜欢任用这个不合眼缘的浪子。
柳永纪念馆
在古代，想要在仕途上有所建树，一定是要依附于皇帝。而柳永这样不得圣心，又如何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呢？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的柳永，最终只能走向悲剧。
所以说柳永一生的悲剧，可以说是他自己"造作"的，他广为流传的诗词，让他成名，但也让他不被时代的主流所融入。倘若柳永出生在魏晋时期，也许不会沦落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