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帝王都不同程度地使用宦官，宦官的产生是基于宫廷妃缤如云，为防止淫乱，选用净身后的宦官充任侍候和杂役，便成为皇宫大内的必要。然而史书对宦官这个群体向来没有多少好评，认为这些“刑余之人”多不是善类，专权乱政。
宦官之所以会专权，是由于他们最接近皇帝，能够准确揣度皇帝的意图想法，皇帝将他们视为贴己心腹，遇到不便明言的隐情，往往与之商量，也由于他们出身卑微，自幼被阉入宫，没有子嗣，没有亲友势力，皇帝重用他们没有被篡位的顾虑。基于这两点，自秦汉开始，宦官以其特殊身份掌权，宦官专权现象层出不穷。
一般来说，在王朝开国之初，宦官不可能扮演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只有在王朝的中后期，当皇权受到威胁，皇帝对臣属又深加疑忌时，皇帝便用宦官来监视、控制朝臣，分割、削夺其权力，宦官势力便应运而起，进而执掌军政大权，形成专权局面。
秦朝宦官赵高，凭借了秦始皇的淫威,，伪造始皇遗诏，杀公子扶苏，立二世胡亥，诛大将蒙恬，害丞相李斯，后为了独揽大权，又逼死了胡亥，导致秦朝灭亡。
东汉从和帝起，即位的皇帝多是少儿，皇太后、外戚莫不借机把持朝政。幼帝成年后为了收回皇权，只得借助宦宫除掉外戚，终于酿成了著名的“党锢之祸”。
唐玄宗李隆基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那些朝夕相处的宦官，如高力士等被视为基本力量而参与策划行动。一旦政变成功，功勋卓著的宦官必然会受到新皇帝的宠信并予以更大的权力。此后在唐频繁变乱中，宦官以功得宠，因宠专权的有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等人，他们权势大到能拥立皇帝，左右朝政。
北宋的宦官没有篡位者，也没有以军队胁迫皇帝者，但宦祸仍然严重。如北宋末年，宦官不仅势力空前膨胀，而且与宰执勾结掌控政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宋徽宗在位时期，十一人被授予节度使官衔，其中宦官就占了七人，童贯是宦官中第一人，其余六人是谭稹、梁方平、李縠、杨戬、蓝从熙、梁师成。
明代宦官统领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可代皇帝阅奏章、传政令。朱棣在夺取帝位而发动的“靖难之变”中，因得助于宦官的大力支持而篡位成功。他在酷刑诛除朝臣的同时，更加重了对宦官的宠幸和任用。明朝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应运而生，皇帝给予他们出使、专征、监军、刺探情报等大权。从英宗时的王振至明末，先后出现过著名宦官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专权局面。
不过，同汉、唐、明、北宋相比，南宋的宦官权势明显削弱。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宋之际宦官势力接连遭受惨重打击。
一次发生在钦宗靖康年间。靖康元年宋钦宗迫于公议，将李志道等内侍治罪，童贯、梁师成、李彦等恶贯满盈的宦官先后被处死。靖康二年，在金军掳掠北上的十余万名各色人等中，又有相当数量的内侍。还有一批宦官如容机、卢公裔在混乱之中，作鸟兽散。宦官在经过这场打击以后，数量锐减。
另一次发生在苗刘之变期间。建炎三年三月，御营前军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命令部下见到宦官格杀勿论。而垂帘听政的隆祐太后(即哲宗孟皇后)又巧于应变，顺水推舟，惩治了一批宦官。当时，遭受惨重打击后留在高宗身边的宦官仅15人。其数量之少，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高宗亲眼所见靖康之祸与苗刘之变，触目惊心，身受其害，教训相当惨痛。为了削弱宦官权势，南宋初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遏制宦官的措施。
一是限定宦官人数。宫内宦官不超过200人，严禁私自阉割儿童，以减少宦官来源，而且还有参加考试，成绩不合格者不得担任宦官。
二是限制宦官升迁。宦官的升迁实行寄资法，其主要内容是内侍阶官依法至内东头供奉官止，再迁则转出，依外官例归吏部。由于限制颇多，宦官升迁十分困难。
三是宦官禁止管军。宦官不但不能领兵，而且不让监军。
四是不许宦官干政。即“三不”，不许议政、不许拟诏、不许荐人。
五是惩治不法宦官。
上述措施的实行，使得南宋宦官权势比北宋严重削弱。
但是，整个南宋时期几乎都有受到皇帝宠信的宦官，这也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如高宗时期的康履、蓝珪、冯益而、张去为；孝宗时期的甘昇、陈源；宁宗时期的王德谦；理宗时期的董宋臣等等。
此外，中国历史有个规律性现象，但凡权臣当政，宦官很难专权。南宋时期权臣不仅数量多，而且执政久。其中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四大权臣更是人所熟知。这些权臣虽然大多声名狼藉，但他们对宦官势力一般都加以钳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