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给予宗室的待遇堪称优渥至极，远胜一般官员，可谓从摇篮至墓园，照顾无微不至。自袒免亲以上赐名授官即享有俸禄，除各王府设有专任教授，另有宗学为教育机构，散居各地的宗室家庭则以经济优势为后盾，聘请名师教育子弟。
自熙丰变法允许宗室参加科举并担任外官，迄宋室南渡，已成出身任职的重要门路，根据《南宋登科录两种》记载，绍兴十八年(1148)时宗室中进士比例占总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到了晚宋时期的宝祐四年(1256)时则增长为七分之一，然而绝大多数登科的宗室官员久沉下僚，仅有极少数挤身侍从官之列，他们的人数与对国家的使命感令部分非宗室官员感到威胁，而有宋末泉州大屠杀。
法律方面，朝廷对犯法的宗室，只要不是牵涉到政治，即便为累犯仍予以宽大处理，问案不由地方，而统一由宗正司审理，使得宗室面临种种刑事或民事纠纷时，总占据着法律上的优势，为打通种种关节提供方便，事实上除朝仕途发展外，经商贸易亦为宗室谋生的重要出路。
宗室拥有种种特权，朝廷的唯一要求是绝对的忠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宗室官员与理学关系密切的原因；而在各方面，宗室出身的官员普遍拥有这项自觉，无论于朝廷、地方任职，大多能尽忠职守、直言不讳，越接近晚宋，和一般官员相较，此现象越发明显。
宗室的特权专属的管理机构
宋太祖的宗室政策，乃是无论近疏、袒免与否皆纳为一体不放弃五服以外亲属；宋太宗继位后除落实其兄之政策并制度化，而又增加新的戒约，禁止宗室担任拥有实权之官职。北宋初期承袭唐制，由宗正寺管理，但在寺卿长贰安排上便有所差异。
唐代以皇族任宗正寺长官，宋朝则以"宗姓"充，以北宋前期担任宗正寺长官者如赵孚、赵安易、赵安仁、赵良规、赵君锡、赵稹、赵湘、赵咸等只为同姓而非宗室来看，宗正寺长官并不一定非由宗室来担任，因此也无法以"统率宗族"的名义对宗室进行管理。
仁宗即位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宗室人数的扩增，亟需对他们进行管束，宗正寺显然无法因应此需求，故大宗正司应运而生，职掌为"凡宗族之政令皆关掌，奏事毋得专达，先详视可否以闻"，宗正寺大部份的业务转移至大宗正司，两者长期并存，但主导者为大宗正司，宗正寺此后不再任命长贰，只任命宗正丞，至元丰改制后更不再坚持"宗姓"原则，南宋后亦多除异姓，其负责业务为：
大宗正司立于仁宗时，神宗元丰时始正名，长贰选宗室有德望者充任，宗正司丞二人则选文臣京朝官以上任职，其业务范围：
由此可知宗正寺负责档案记录与管理，大宗正司则掌管大部分的庶务，重要性远胜前者，元丰五年(1082)规定大宗正司"不隶六曹，其丞属中书省奏差"，成为独立于六部之外的机构。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为管理移居西京、南京宗室而设置西、南外宗正司，并建立敦宗院，以作为宗室的集中居所；靖康之难至建炎初乃兵马倥偬之际，大宗正司随高宗御驾迁移，暂时驻跸江宁，西外设于扬州，南外立于镇江，最终西外落脚于福州，南外落脚泉州，成为临安大宗正司外两处宗室最大聚集地。
宗室的教育
(一)专属的教育机构
宗室的教育机构分为宫学与宗学，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先后为皇子、诸王设立侍读、谘议、翊善、侍讲等官，选择条件为常参官中年满五十且通经者。
宋太宗画像
这是宋史最早替宗室设置教授的记录，但仅限于顶端的皇子、诸王子弟，且教授都为兼职，要对诸王府内子弟进行个别授课，显然是有困难的；而为寻常宗室选师，并开班授课的最早记录则是在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以诸王府官兼任南、北宅教授，靖康之难时宗学废弃，高宗绍兴四年(1134)恢复诸王宫大小学，学员仅止于南班宗室且徒具形式，至绍兴二十七年(1157)仍
孝宗隆兴年间(1163-1164)甚至对宫学教授进行裁员，此后"月朔止一人上讲，所教惟南班宗室十余人，往往华皓。每教授初除及朔望，则赴堂一揖而退"，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十二月将宫学并入宗学，隶属宗正寺，"于是宗室疏远者皆得就学，而彬彬可观矣"。由于宗学的迫切性肇始于神宗允许宗室外居，打破原本宫宅聚居格局后，故设置时间比较晚，加上宫学与宗学间具有模糊性，
因此今人亦容易混淆。
实际上宫学和宗学是两种不同的宗室教育形式，前者以诸王宫为单位，类似家庭教师的小班制；后者则设于宫外，招收对象不限宗室世系亲疏，属于大班制，最迟在徽宗崇宁初(1102)才于西京和南京设置。
(二)院外宗室的教育
宫学和宗学为居住临安睦亲宅宗室提供由政府出资的教育管道，但在泉州南外宗正司，大部分的宗室不愿意居住在免费的睦宗院内，尽管住宿免费且给予的津贴更多，他们宁愿搬出去住。
一方面可能与这些宗室的在地化有关，二来他们与皇室的血缘已经疏远，必须依靠科举出身才能光耀门楣，第三即是宗室人数多到睦宗院容纳不下，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知州倪思(？-1220)曾经奏请朝廷加以增建，但仍不敷使用；最后，我们可以发现，现存大部分的南宋墓志铭都属于住在睦宗院外的宗室。
南外宗正司设置于泉州，乃肇因于其为南海贸易的中枢港，能够负担庞大宗室津贴。西外宗正司所在的福州除经济繁荣，还以辈出学者、进士闻名，吕祖谦甚至以"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胞旧弟兄，最忆市桥登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来形容福州文教昌盛。
孔庙
根据《淳熙三山志》记载，唐代时已在福州建有州学，五代时期持续有所建置，却在北宋初学制毁坏，直到仁宗景祐四年（1037）权州事谢微请准于依托孔庙立学，熙宁三年(1070)又遭毁坏，
可见当地士人对州学的重视，就学者从最初的十来人，到元丰初(1078)增至数十人，直至绍兴十年(1140)张浚增为二百四十人，干道元年(1165)定额为三百人，这还只是为了获得解试名额的门路之一，而福建路登科占南宋总数，不到五人便有一人来自该路，而福州更占福建路之冠，顾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额窄者，莫甚于温、福二州"，而"向来解额太窄，出游者众"，也绝非光靠州学、县学培养可以达成"终场万八千人，合解九十名"的人数；
福州民间教育，已于北宋中期有所发展，本籍福州的名臣陈襄(1017-1080)，于庆历二年（1042）登进士第前便和和士人陈烈、周希孟、郑穆号为"四先生"，而出于陈襄门下者更以"显者居多"，南宋《淳熙三山志》对元旦后入学盛况描写极为生动：
尽管至南宋中期许多士人赴太学游学，加上越来越多求学者，由家族父老合力聘请教师到书社的教学情况大幅减少，教书已变成一种行业，反映民间教育普及的情况。
由于宋朝宗室主要依官得禄，除和皇室血缘较亲近的南班宗室可获得直接赐名授官外，受熙宁改制"其袒免以下亲更不赐名授官，祇许令应举"影响，宗室疏属必须靠科考任官来获得俸禄，至南渡后宗室散居各处，此状况更加明显。
古代科举
为求中进士而特重教育，与名士交游、为子弟寻求名师势在必行，选择居处常以文风鼎盛之地，如赵汝愚和汪应辰(1118-1176)结为学侣，汝愚子孙四世六人皆名列《宋元学案‧玉山学案〉；赵师恕师承黄干，为朱熹的再传弟子，曾任泉州知南外宗正司。
参考文献：
《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
《宋会要辑稿》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史》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文献通考》
《宋代宗室史》
《道光晋江县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
《宋代商业史研究》
《东莱集》
《淳熙三山志》
《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漫塘集》
《古灵先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