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考古新发现!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征”途?

考古新发现!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征”途?

(作者:赵辉)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追寻夏商周历史真实的演变过程,不仅是中华民族对先辈祖先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辉煌发展历程的重要内容。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传承至今的、延绵不断的人类文明,还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具有更大的历史优势、文化优势与民族优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传承不断、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中华历史悠久绵长,夏商周历史文化延绵不断。虽然,二千年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我们写下了恢弘的《史记》,记载下夏商周历史,但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却言语不详,甚至遗漏了一些关键的历史信息,让后世历史研究失去了方向。其中,在商周王朝交替的重要阶段,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交待就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不是司马迁的问题,而是成王败寇,为尊者讳,当政者为自己涂脂抹粉所造成的历史问题。如关于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的许多历史问题。

要破解这些历史问题并不难!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做根基,有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字为基础,祖先创造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一幅历史画卷,都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构筑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关于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的历史意义,都包含在博大精深的“征”字里!

“征”是形声兼会意字。从彳,正声。彳为表示道路意义的“行”字左半,亦表道路。“正”为“征”字初文,甲骨文字形作A,上面“B”表示城邑,下“C”为人脚形。举趾往邑,会远征或征伐之意。上面的口形或写为一实心圆点。金文“正”字上部的圆点或演化为一短横。春秋、战国金文“正”字上部常增添一短横,《说文》古文从此。甲骨文中已有了从“彳”旁的征字。金文或增止成为从辵、正声的形声字。彳、辵为义近形符,常可通。《说文》小篆从辵、正声。或体则从彳。汉以后一般只用从彳的征了。征本义为征伐。《殷墟文字丙编》 52:“贞:王叀侯告比正(征)尸(夷)?”,《书·胤征》:“胤征。”孔传:“奉辞伐罪曰征。”引申可指远行。《诗·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由本义征伐还引申出夺取、收取赋税等意义。

在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征”字理解为武力征伐的含义,而忽略忽视“征”字的远行、夺取、收取赋税等意义,造成对中国历史事件的错误解读。

“武王征商”是出自于1976年在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利簋】中的铭文。在中国文献史料中,并无关于“武王征商”的历史记载。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当“武王征商簋”面世后,历史学者们想当然地将“武王征商”等同于历史记载中的“武王伐纣”历史事件,将青铜器【利簋】视作是证明武王伐纣事件的历史文物。而忽视了“武王征商”是与“武王伐纣”完全不同的两次历史事件。这就表现在“征”与“伐”两个中国一级文字的不同含义上。虽然人们早已习惯将“征伐”两字并用,但“征伐”的并用正体现了“征”与“伐”两字的完全不同含义。“征”字更多强调的是远行,并以收取赋税为目的,或以收取赋税为交换条件;而“伐”字更多呈现的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情景。

历史事实也证明,武王伐纣最终以商纣王身死国灭为最终结局;而【利簋】铭文呈现的“武王征商”情景,却是一种胜利后功成名就,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的祥和历史情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历史结论:“武王伐纣”与“武王征商”虽然主角都是周武王,但却是两个地方,为了两个目的而发生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

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确立了武王伐纣的地点、目的与结局;武王征商的地点、目的与结局,是怎样的历史呢?这正是本文要解答的历史问题。

在商纣王帝辛十祀征人方的甲骨文卜辞征程中,“在商”记载在商纣王征南夷人方的后期行程阶段;“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王其入大邑商”、“告于兹大邑商”等甲骨文卜辞同样表明商纣王的殷都与“大邑商”的两地关系,商纣王与“大邑商”的客居关系。表明“商”实为殷商王朝的一座与殷都地位同样重要的商都。武王征商的历史,实为武王伐纣毁灭殷都后,对殷商王朝另一中心城池“商”的远征。武王征商的“商”与商纣王帝辛十祀征人方的“在商”,实为同一大型“商”城池,位于南夷、淮夷地区的“大邑商”。

1963年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告诉了我们“武王征商”的最终结局:“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在征商,克服大邑商后,即祈告于上天:我要居住在这里,让国家统治中心能为人民服务。在随后的周成王五年,周成王将其营建为西周王朝统治东方的东都成周城,并迁居于此。

商纣王征人方“告于兹大邑商”,“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商纣王、周武王、周成王做为商周之际的三位君王,为何到了大邑商都要即时举行祭天礼仪,“廷告于天”?因为这里是“天下”!这里是“中国”!这里是“上天”与中华民族交流的地方!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天神下凡显灵,给笔者历史文化灵感的地方!

因此,【利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武王征商”所呈现的不是周武王对“商”的军事讨伐,而是周武王与王公贵族的一次隆重的盛大的远行朝拜祭天大礼——“唯甲子朝”。

《史记·卫康叔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这就是《史记》所记载的“周公东征”的历史原因与历史功绩。“绌殷命,袭淮夷”是周公东征的两大军事目标,其基本目的是为了保卫以大邑商为基础营建的西周成周城邑。因为,成周城所在的淮夷利用三监作乱,周公平殷叛乱之机,反叛了西周王朝,“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竹书纪年》)。

虽然周公东征,“东伐淮夷”“袭淮夷”对淮夷进行了征讨,但并不是如对待三监势力以消灭镇压为目的,而是以平定为目的。可以说,周公东征对待淮夷部落是以征服、臣服为目标,以实现淮夷地区的安定,实现淮夷人民的安居乐业,为西周政权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收取淮夷人民的赋税。这在《诗经》的采集者、周宣王时期尹吉甫制作的【兮甲盘】铭文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

周公东征,不仅实现了对淮夷地区的征服,征收淮夷赋税,而且周公、召公采风淮夷地区的“南音”而成《诗经》之“周南”“召南”,实现了西周统治与淮夷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实现了“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兴盛与发展。

因此,“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这两次西周初年的重要历史事件,不论是从“征”的文字本义,还是历史的文献记录、出土原始铭文来看,“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的目标与成果,都是为了淮夷地区的商王朝的“大邑商”以及改建后的西周成周城,即今之“四方”湖古城遗址,以实现淮夷地区物质与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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