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追寻夏商周历史真实的演变过程，不仅是中华民族对先辈祖先的责任，也是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辉煌发展历程的重要内容。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传承至今的、延绵不断的人类文明，还原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具有更大的历史优势、文化优势与民族优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传承不断、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中华历史悠久绵长，夏商周历史文化延绵不断。虽然，二千年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我们写下了恢弘的《史记》，记载下夏商周历史，但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却言语不详，甚至遗漏了一些关键的历史信息，让后世历史研究失去了方向。其中，在商周王朝交替的重要阶段，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交待就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不是司马迁的问题，而是成王败寇，为尊者讳，当政者为自己涂脂抹粉所造成的历史问题。如关于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的许多历史问题。
要破解这些历史问题并不难！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做根基，有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字为基础，祖先创造的每一个文字都是一幅历史画卷，都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构筑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关于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的历史意义，都包含在博大精深的“征”字里！
“征”是形声兼会意字。从彳，正声。彳为表示道路意义的“行”字左半，亦表道路。“正”为“征”字初文，甲骨文字形作A，上面“B”表示城邑，下“C”为人脚形。举趾往邑，会远征或征伐之意。上面的口形或写为一实心圆点。金文“正”字上部的圆点或演化为一短横。春秋、战国金文“正”字上部常增添一短横，《说文》古文从此。甲骨文中已有了从“彳”旁的征字。金文或增止成为从辵、正声的形声字。彳、辵为义近形符，常可通。《说文》小篆从辵、正声。或体则从彳。汉以后一般只用从彳的征了。征本义为征伐。《殷墟文字丙编》 52：“贞：王叀侯告比正（征）尸（夷）？”，《书·胤征》：“胤征。”孔传：“奉辞伐罪曰征。”引申可指远行。《诗·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由本义征伐还引申出夺取、收取赋税等意义。
在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征”字理解为武力征伐的含义，而忽略忽视“征”字的远行、夺取、收取赋税等意义，造成对中国历史事件的错误解读。
“武王征商”是出自于1976年在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利簋】中的铭文。在中国文献史料中，并无关于“武王征商”的历史记载。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当“武王征商簋”面世后，历史学者们想当然地将“武王征商”等同于历史记载中的“武王伐纣”历史事件，将青铜器【利簋】视作是证明武王伐纣事件的历史文物。而忽视了“武王征商”是与“武王伐纣”完全不同的两次历史事件。这就表现在“征”与“伐”两个中国一级文字的不同含义上。虽然人们早已习惯将“征伐”两字并用，但“征伐”的并用正体现了“征”与“伐”两字的完全不同含义。“征”字更多强调的是远行，并以收取赋税为目的，或以收取赋税为交换条件；而“伐”字更多呈现的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战争情景。
历史事实也证明，武王伐纣最终以商纣王身死国灭为最终结局；而【利簋】铭文呈现的“武王征商”情景，却是一种胜利后功成名就，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的祥和历史情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历史结论：“武王伐纣”与“武王征商”虽然主角都是周武王，但却是两个地方，为了两个目的而发生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
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确立了武王伐纣的地点、目的与结局；武王征商的地点、目的与结局，是怎样的历史呢？这正是本文要解答的历史问题。
在商纣王帝辛十祀征人方的甲骨文卜辞征程中，“在商”记载在商纣王征南夷人方的后期行程阶段；“王今入大邑商”、“王才在大邑商”、“王其入大邑商”、“告于兹大邑商”等甲骨文卜辞同样表明商纣王的殷都与“大邑商”的两地关系，商纣王与“大邑商”的客居关系。表明“商”实为殷商王朝的一座与殷都地位同样重要的商都。武王征商的历史，实为武王伐纣毁灭殷都后，对殷商王朝另一中心城池“商”的远征。武王征商的“商”与商纣王帝辛十祀征人方的“在商”，实为同一大型“商”城池，位于南夷、淮夷地区的“大邑商”。
1963年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告诉了我们“武王征商”的最终结局：“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在征商，克服大邑商后，即祈告于上天：我要居住在这里，让国家统治中心能为人民服务。在随后的周成王五年，周成王将其营建为西周王朝统治东方的东都成周城，并迁居于此。
商纣王征人方“告于兹大邑商”，“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商纣王、周武王、周成王做为商周之际的三位君王，为何到了大邑商都要即时举行祭天礼仪，“廷告于天”？因为这里是“天下”！这里是“中国”！这里是“上天”与中华民族交流的地方！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天神下凡显灵，给笔者历史文化灵感的地方！
因此，【利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武王征商”所呈现的不是周武王对“商”的军事讨伐，而是周武王与王公贵族的一次隆重的盛大的远行朝拜祭天大礼——“唯甲子朝”。
《史记·卫康叔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史记•周本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这就是《史记》所记载的“周公东征”的历史原因与历史功绩。“绌殷命，袭淮夷”是周公东征的两大军事目标，其基本目的是为了保卫以大邑商为基础营建的西周成周城邑。因为，成周城所在的淮夷利用三监作乱，周公平殷叛乱之机，反叛了西周王朝，“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竹书纪年》）。
虽然周公东征，“东伐淮夷”“袭淮夷”对淮夷进行了征讨，但并不是如对待三监势力以消灭镇压为目的，而是以平定为目的。可以说，周公东征对待淮夷部落是以征服、臣服为目标，以实现淮夷地区的安定，实现淮夷人民的安居乐业，为西周政权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收取淮夷人民的赋税。这在《诗经》的采集者、周宣王时期尹吉甫制作的【兮甲盘】铭文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王令甲征治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
周公东征，不仅实现了对淮夷地区的征服，征收淮夷赋税，而且周公、召公采风淮夷地区的“南音”而成《诗经》之“周南”“召南”，实现了西周统治与淮夷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实现了“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兴盛与发展。
因此，“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这两次西周初年的重要历史事件，不论是从“征”的文字本义，还是历史的文献记录、出土原始铭文来看，“武王征商”与“周公东征”的目标与成果，都是为了淮夷地区的商王朝的“大邑商”以及改建后的西周成周城，即今之“四方”湖古城遗址，以实现淮夷地区物质与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者：赵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