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一统王朝，本来是有着天选之命。然而晋朝却屡屡被后人诟病，是因为他们终结了一个时代，却没有能力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在制度方面的探索和试验是失败的，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惨重的，五胡十六国三百年乱世，北方连年战火，汉文明饱受摧残，如不是衣冠南渡保存了文明火种，华夏衣冠可能在晋就为之一烬了。
以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等核心价值观，司马氏篡夺魏国政权，是为正史难容，留下了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唐朝代隋立国，赵匡胤篡位北周，本质上与司马氏建立晋朝相同，他们在历史上风评就要比晋朝好的多。可见，儒家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为尊者讳”。晋朝显然在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没有成为“尊者”。
晋朝司马氏临国，到司马炎篡魏时，已历三代四世。司马家族是河内郡的士家大族，宗族人口众多，仅仅是司马懿这一辈就有“司马八达”的说法。司马氏能够取代魏国，与他们宗族势力密不可分。除了司马氏之外，当时的中国有很多世家大族，他们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在地方形成了庞大势力，与中央的利益截然相悖，很多时候已尾大不掉了。曹操征召司马懿，其本意即是想借此来笼络河内士族之心。
这种世家大族是如何形成的呢？
应该说，这与科举制度兴起之前中国的官僚政治有关。古代社会飞黄腾达，少有路径可走，当官是一条终南捷径。可是官位是国家公器，不能随意授予，因此就有了“察举”制，由社会上的贤达推荐品学兼优的人来做官。与此同时，地方上还兴起了豪强势力，在西汉朝屡屡被中央打压，然而到了东汉已是势大，皇权不得不与之共存。这些地方豪强掌控着地方的人才上升通道，又拥有大量的田产私宅等财富，在各地形成了“四世三公”这样的名门望族。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琅琊（今山东临沂）的诸葛家族，在魏蜀吴三国政府中都有人出任政要。
这种势力的存在，使得官僚集团成为地方利益在朝廷里的代言人，与皇权不是一条心。皇权想要集权，就意味着要从地方上征收更多赋税，必然会遭到抵制。情节轻微的软抵抗，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甚至公然武装割据，反叛朝廷。这也是三国两晋时期反叛丛生的原因之一，并不仅仅是为了所谓的儒家大义。
曹操时期打压的世家大族势力的努力，在曹丕篡汉时被否定了。如果曹家不向这些地方豪强让步，魏国的建立就不会这么顺利。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实际上是中中央向地方妥协的表现。继而曹魏借鉴了汉朝“七国之乱”的故事，打压曹魏宗室，世家大族构成的的官僚集团形成了曹魏的政府班底。
前文说过，随着地方势力的坐大，官僚集团此时已经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曹魏皇权逐渐被司马氏架空后，由于魏国宗室都被打压，外地藩王没有办法前来勤王，使得司马氏篡魏成功。
司马氏不过是地方豪强之一，他们上位后也会面临与曹魏政权同样的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地方势力逆袭中央成功的。因此，晋朝立国之后，就面临着统治基础和政治制度设计的问题。
魏国与世家大族妥协，出让了官僚任命权，结果被世家大族抛弃了，拥立了司马氏，所以，司马炎为家国长久计，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宗族兄弟。于是，在司马炎在世时，三次大行分封，一共封出去26个大大小小的封国。
分封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设计时首先要考量的是平衡。晋朝的都城在洛阳，与汉朝刘邦占据关中地区据关守河不同，洛阳腹地太小，只有伊洛平原可以提供物产。同时，晋朝的核心区有河北（邺）、河南（许）、关中（长安），这三个地方是洛阳都城的外围，也在曹魏时期就形成了地方势力。司马炎将这三个地方都分封给诸侯王了，而且是实封。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在朝廷上还给这些宗王官职。司马炎有多不信任官僚集团，就对他们宗族有多信赖。
这种情况下，这些宗王出镇地方，虽然可以压制原有的地方势力，可是世家大族的利益在地方，不可避免要与这些宗王形成利益共同体。世家大族的官僚势力、经济势力与宗王的兵权结合后，皇权对地方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更为重要的是，司马炎把核心区域都分封出去了（河北、河南、关中），导致中央直辖的地区太过弱小，造成了强枝弱干的局面，中央难有足够的实力去压制宗王的不臣之心。这样的政治设计是严重失衡的守外虚内，唐王朝设置的十大节度使最后造成了“安史之乱”，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晋朝中央政府一旦发生变故，这些宗王即使无心皇位（虚君的位子没人想做），却拥有改变朝政的能力，以清君侧的名义兵发洛阳，摄政天下，政由己出。其他藩王起而效之，不是反叛（不是反皇帝，是清君侧），打来打去16年，比反叛的后果还严重，中原虚耗，国力大损，给了蛮族可乘之机。
晋朝的政治制度是失败的，失去了权力制衡的初衷，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司马炎没有可资借鉴的模板：秦朝不立公室，15年亡国；汉朝立宗室，七国之乱；曹魏不立宗室，45年亡国。不能小看古人的智慧，在决定这样分封时，司马炎肯定思考很久，而且跟他的智囊团也做过分析，他们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集中在世家大族，而他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以宗王力量先行压制，缓缓图之。
然而晋武帝之后的变故实在太多了，司马衷即位，贾南风乱政，太子被杀，这给了地方宗王绝佳的口实来勤王，比之于“七国之乱”还要惨烈的“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中原尽成坵墟。如果嗣位之君是个雄主，能延续皇权的压制能力，再效仿汉武帝，行“推恩令”缓缓削之，可能会有一样的结果。
晋朝是之后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300多年乱世中最有可能开创一个新制度、新时代的朝代，然而晋朝的政治试验是失败的，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在原有的世家大族大多被战乱消灭，政府可以没有太大政治包袱地进行了“均田制”、“府兵制”、“班禄制”的改革，在经济、军事、政治都加强了中央集权，才使得分裂的趋势得到扭转，开启了隋唐盛世。
处在晋朝立国的环境，除非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驾驭的了，而且还要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中央集权和统一。然而晋武帝只是中人之资，而他的继承人连中人之资也达不到。可叹华夏家国，一旦沦为夷虏腥膻之地，中原士民，百不存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