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真正的文人，都以做御用文人为耻，追求着一种气节，勇于“我手写我心”，不惮直面气节与良知的拷问。这种文人越多，就证明这个朝代不是指望“文字狱”维护统治的好时代。
唐代就是这样一个开放宽容的时代。你们文人哼哼唧唧地写一些怪话酸文，是你们骨子里带着的臭毛病，你们忧国忧民的态度，多半只是为了一点混吃混喝的稿费，并不影响我们的统治，管得越宽，越糜费政府宝贵的精力与财力，不妨大度一点。
统治者越是大度，奇哉怪哉，这些文人却越是收敛，倒是不知觉地形成了双方的良性互动。其实，盛世之下，只要文人们内心不是太阴暗，又哪里有那么多的黑暗让你抨击。通常说来，越是乱世，上层统治者越是不自信，为了维护正统地位和帝王光环，才想去掩住悠悠众生之口，没被收编的文人不甘心被封口，才致力于反唇相讥，开启了对抗的坏循环。
回过头来说白居易为首的唐代文人，为什么敢于写《长恨歌》这样的作品，既与唐代统治者的宽纵存在联系，也与本人本身比较收敛，没去号召暴力的革命起义有关。说到底，还没有陷入上文所说的恶循环。
首先，统治者比较包容，李唐有胡人血统，也有隋朝皇室血统，没有太多封建礼教的束缚，官方对于言论管制不够严厉，没有刻意去做针对民智的降维打击。
其次，不唯白居易敢写长恨歌，李白、杜甫、李商隐这帮哥们也都不是能管住嘴的角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敢说话的多了，未免有些法不责众之意。
然后，白居易比较善于把握尺度，诗句中说的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没说唐皇，哪怕你把情节再往唐皇身上联想，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影射”这个词太宽泛，很难入刑。
最后，白居易的诗句里，即便后世的唐代统治者一看就知道是说的唐明皇，可人家重点描述的是爱情，没有权力倾轧官场政治这一些敏感因素，传达的是警喻后人不要太过“重色思倾国”这种正面积极的思想。
当然，粉丝基数比较多，并且走向国际化，或许也是他们“逃脱法网”的一个隐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