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内兴起“宋史热”。在影视剧领域，《知否知否，应是红肥绿瘦》《清平乐》《梦华录》等宋代古装剧相继热播；在文博领域，传世画卷《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屡屡闯入大众视野。这在视觉上还原或宋人雅致的生活日常，如集市、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美食等，无不有着宋词般的审美和温度。在书市上，专业宋史学者和宋史普及作家的图书一纸风行，如史学教授张邦炜的宋史系列《两宋王朝史》《宋代皇亲与政治》，以及主张“重新发现宋朝”的历史作者吴钩的《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等，书中鲜明的历史人物、纵深的历史细节，改写了很多读者的“宋史观”：原来，两宋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积贫积弱，而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的一个巅峰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对此，陈寅恪先生一言以蔽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对宋代的技术革新，黄仁宇先生也有总结：宋代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
作家高洪雷一度也是“宋黑”，在他以往的认知里，宋朝几乎就是局促、黑暗、软弱、屈辱的代名词。说它局促，是因为它蜗居在长城以内，国土面积最大时也仅有460万平方公里；说它黑暗，是因为朝廷为了与金国达成和议，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爱国将领岳飞；说它软弱，是因为它一直活在辽、金、夏、元的阴影里，不得不以铜钱和丝绸买和平；说它屈辱，是因为徽、钦二帝被金国俘虏，皇室残余不得不退避江南。
但高洪雷终究还是从“宋黑”转为了“宋粉”，这并非是追赶“宋史热”潮流的结果，促成他的转变的，是对一桩宋代案件的深入理解。这一案件史称“阿云案”。
宋神宗煕宁元年（1068年），登州（现在的山东威海一带）发生了一起案件，起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民间女子“嫌婿陋”而杀人致伤。即：一介民女阿云，因嫌弃相貌丑陋的未婚夫韦大，继而起了杀心，最终导致韦大受伤。案发后，阿云对自己的行凶行为供认不讳，案情大白，水落石出。
借用一下现代法律词汇就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犯供认不讳。不难看出，这不是一件大案，被害人受轻伤，案情也不复杂。案中没有“王婆”，没有奸夫“西门庆”，阿云也不是“潘金莲”，过程既不曲折，也不离奇、更不暧昧，就是一个爱美的少女嫌未婚夫长相不好，以至杀人未遂。
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阿云案”涉及宋朝的两条法律：第一条，妻子谋害丈夫，即便没有实施或者虽然实施但没有致伤致残，也已经犯了“十恶”的“不睦”；万一丈夫因此受伤或者死亡，妻子的罪行就升级为“恶逆”，两种罪行在《宋刑统》中均属大辟 ，也就是死罪。这种罪行，除了要接受法律的严惩，还要接受社会舆论的口诛笔伐。早在汉代，董仲舒就发明了以“三纲”为中心的礼教体系，“三纲”就是“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臣杀君、子杀父、妻杀夫都是以下犯上，是一种“大逆不道”“人神共愤”的行为；第二条，涉及《宋刑统•贼盗律》中的“谋杀”罪。也就是说，阿云同时触犯了“恶逆”罪和“谋杀”罪，还违反了伦理纲常，因此处罚起来极其严重。
依照这两条法律，阿云难逃一死。但是风云再起，这样的一件小案，在凶手招供的情况下，竟因定罪问题在朝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从定案，到减刑，到朝议，到再定罪，前后长达数年。不仅牵动了诸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富弼、文彦博、唐介等众多名相重臣的关注，还惹得宋神宗连下四诏。甚至在十六年之后，还被重新翻了出来；就连六百年后的乾隆皇帝都御笔批阅。
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国家制定法律应该重刑还是宽刑上。关于此案的争论，近千年间几乎没有止歇。一件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谋杀未遂案，却引发剧烈的朝野动荡，甚至影响了法典的编纂，阿云案也因此成为中国法律史上常常被提起的案件之一。
可见，对阿云的“定罪问题”之争，折射是一个时代的文明与法治，价值与信仰。从“阿云案”入手，高洪雷抽丝剥茧，剖析了宋朝的司法制度、权利制度、婚姻制度、文化生态、女性地位，力图阐述宋代文明中包含的法治文明及其局限。他将他的发现与研究，结集为《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出版，从小切口折射出一部宋朝大历史，堪称“以一人之生死，见大宋之气象”。
多年来，高洪雷致力于民族、文化、历史研究，尤其擅长历史类大众科普和纪实文学创作。《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楼兰啊，楼兰》《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等代表作，既有考古工作者的严谨和扎实、田野调查学者的耐心与审慎，也具备自然瑰丽的想象和优美轻盈的文笔。在书写宏观历史时，高洪雷善于用普通人的故事体现历史的风云变幻；从微观角度切入时，又善用真实细节与反衬历史的宏大，在宏大与微观之间游刃有余，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在书写新作《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时，高洪雷将自己的历史书写经验与迁移其中，以一场算不上曲折的凶杀案作为主线，把一个普通的登州女子阿云的命运嵌入宋朝煌煌数百年的历史动荡，不仅牵扯进了大半赫赫有名的帝国精英，还引发了包括宋代政治制度、乌台诗案、四次大辩论、二府议法、新旧之争的思考和议论，更生动展现了北宋的法律与政治生态，可谓微观“另一半宋史”。畅销书作家马伯庸在序言中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我以为此书最为难得之处，在于其并非秉持惯常的上层视角，而是以一个升斗小民的命运为核心，爬梳史料，抉微扼要……以小见大，自下而上，可谓深得‘微观史学’之精髓。”
编 辑：郑文丰
编 审：肖 燕
签 发：田 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