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成王败寇的缘故，李建成来历史上的形象一直都不够正面，似乎他是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人。尤其是经过很多影视作品的渲染，李建成的越发地摆脱不了马太效应，甚至有了更多的“欲加之罪”，令得观众对于李建成更加的无感。然而，现如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建成并非如同正史中记载的那般毫无作为，若是没有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也许李建成的功绩能够堪比李世民。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无论李建成原本有何丰功伟绩，都难逃不过成王败寇的结局，所以我们如今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挖掘李建成本来的形象特征，当然其中尽管也会有所偏颇之处，所以也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李建成“性仁厚”
在《资治通鉴》中便描述李建成是“性仁厚”，这一点和很多史书中的“喜酒色游猎”有所迥异。毫无疑问，历史上对于李建成有所抹黑，其原因不言自明。当然“性仁厚”很可能也是李建成的一个性格弱点，甚至是导致他在与李世民争夺皇位的过程中频频失利的主要原因。据说，在皇太子的位置上，李建成曾经有过很多次机会能够除掉李世民，并且在他身边的幕僚谋士都劝说李建成当断则断，以防后患，然而李建成均未采纳，以至于李世民逐渐做大，对李建成皇太子的位置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当然，从权谋斗争中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性格短板，然而若是李建成能够安然坐稳自己的皇太子位置，依照这种性格，却能够做成不少大事，之前在文治上能够有所作为的。就拿魏征来说吧，我们都知道魏征是贞观时期的名臣，硬生生成了唐太宗李世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最大的镜子，也正是这样两个人成就了历史上难得的君臣佳话。不过我们早知道，就是这样一个不畏强权勇于谏言的人物，还是李世民从李建成那挖过来的，虽说这也能够体现出李世民的宽宏大度与知人善用吧，但是却仍然能够反映出李建成的“人格魅力”，因为曾几何时魏征是不愿意舍弃旧主投奔李世民的。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李建成能够任用魏征作为自己的东宫属臣，很大程度上也同样说明李建成远非史书中所说的昏聩，主明方能臣贤，若是没有李建成的礼贤下士，魏征又怎会长久以来都为东宫效劳，甚至在玄武门之变后仍然有意虽先主而去，可见李建成“性宽厚”、“得众心”也是颇为客观的。另外，应该还能够注意到李建成身边的一个李元吉，实际上李元吉对于李建成委实是特别地尽心，他曾经拾掇李建成趁李世民来齐王府之际将其除之而后快，不过这个建议被李建成给否决了，这个时候李元吉也直言“只是为大哥着想而已，对我有什么相干!”虽说其中也有责怪的意味，但是也不免能够看出李元吉是颇为希望李建成能够守住自己的太子之位的。
李建成对于大唐建立也有贡献
《资治通鉴》引述唐史，有过这样一段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上谓李世民日:‘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李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李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李世民固辞而正。”在很多人看来，虽然李渊是大唐的开国皇帝，然而最大功绩者乃是李世民。然而实际上，李渊远非是如同史书上所说的次要人物，而是直接拍板决定各项决策的人。尽管在起兵以及后来的四处征战之时，李世民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却并不足以将建立大唐的功劳尽数由其揽取。对于这些，在温大雅所著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描述的颇为客观。所以，在唐太宗李世民后来有更改史籍的可能性下，我们再来看看李建成对于创建大唐中发挥的作用。
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
在李渊决意起兵反隋之后，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人所承担的角色都弥为重要，可谓是李渊创业的左膀右臂。正如温大雅所描述的那般，当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在河东和晋阳招揽贤才，兵分两头，各有建树。当然，虽然说李建成在用兵上并没有李世民那般优秀，然而却并不能够否认他在创建巩固大唐之时的作用。
《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于时义师初会，未经讲阅。大郎等虑其不攻，以军法为言。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民间近道，果菜已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重伤其意，共所见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
正如以上文字记载，在当时李建成和李世民的表现不遑多让，大体上都是能够体恤下情，这才令得军风整肃，民众拥戴。所以从种种记载表明，李建成的军功虽说总体比不上李世民，但是却也并没有正史中所说的那般毫无作为，甚至严格意义上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在整军肃纪方面也是不遑多让的，故此方才使得大唐军队能够在纷争乱局中脱颖而出，逐渐地有了统一全国的实力。
李建成理政能力并不差
温大雅对于李建成的评价不可谓不低，在他看来，“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我们在上文中便已经提到了，李建成是能够礼贤下士的，虽说这一点和李世民的光环相比不足挂齿，然而我觉得对于“污点满身”的李建成来说，这确实是比较中肯客观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在宇文化及于江都弑杀隋炀帝杨广之后，李渊便开始另立门户改隋为唐，自称为帝，与此同时也将李建成确立为皇位继承人。
作为皇太子，李建成是能够参与到日常理政工作中去的，并且李渊的态度来看，李建成的所作所为甚得他心。比如在武德九年（626年），李渊曾经就灭佛一事询问过李建成的意见，称“朕惟佛教之兴其来自昔，但僧尼入道本断俗缘，调课不输丁役俱免，理应尽形寺观履德居真，没命释门清身养素，比年沙门乃多有愆过，违犯条章干烦正术，未能益国利化……”可见当时李渊在深思熟虑之下认为佛家不能够利于自己的统治，遂有意取缔佛教。而这个时候李建成却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也令得李渊最终打消了灭佛的念头：“臣闻三乘启辙，诸子免火宅之灾，八正开元，群生悟无为之果……二子虽复非人，犹不亏两君之圣，今忽因愚僧之过，欲毁尊像之形，进退商量理为未可。”
如此可见，李建成在治国理政方面是有着自己的主见的，不会一昧地顺从父皇的心意，这对于一个未能真正执掌皇权的太子来说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当然，在一些史书上也加载着李渊对李建成颇为不满，而后有意将皇位传给李世民，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可能性并不大，毕竟李建成一直都是公认的皇太子，是具有合法意义的，而且若是李渊对于李建成不满意，是不会容忍李建成担任太子如此多年的。并且再看玄武门之变之后，李渊的处境，可见李渊并没有强调太子之位的更换意愿，否则李世民也没有必要迅速地将看重自己的父皇给“软禁”，所以其中必然也是有所值得推敲的地方，也侧面反映了李建成的“冤屈”。
总而言之，虽说李建成不见得能够比李世民更加英明神武，但是却远没有史书中所记载的那般不堪。也许在权力的斗争中他并没有足够的能力与李世民相匹敌，然而在政务上乃至创建大唐的过程中的功绩却不见得会低。故此也只能够说李建成是权势斗争的失败者，却不能彻底地否认他曾经对于大唐的贡献。毕竟，历史从来就是成功者书写的，尤其是在“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兼修国史”的情况之下，李建成自然而然就免不了要背上更多的污名，所以也就有了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李建成。而对于真正的李建成，则需要通过更多的史料进行公正的判断与客观的评价，如此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