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韩启德，1945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病理生理学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第七届、第八届主席，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副主席。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那天阳光正好，在草绿风清的解放日报露天内院，面对89岁闻玉梅等众多嘉宾、身穿T恤的年轻人们，韩启德上台致辞，开口是《兰亭集序》：“今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如果留心会注意到：这天，恰是不少人印象中兰亭雅集同一天的日子——三月三。古人这天要聚在一起，踏青祈福，祓除不祥，兰亭所谓“修禊事也”。现场，也恰是中国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纪念展开幕。
后来见到韩启德夫人、来沪出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的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名誉院长袁明，便又知道了，她的微信名，正是“兰亭”。
她说：“韩老师喜欢书法。”后又聊到：中国的“君子”一词，很难用外语翻译。
那天她一直陪着初中同班同学、高中同班同学、班长韩启德，听他畅谈，并不多言。但她也始终认真，会一起投入思索，还不时显而易见有“共同语言”。记者打趣两人感情，78岁韩启德抿着嘴乐，脸上浮现出孩子般天真。
腰部不便的他，坐在特地准备的靠背椅上，同样始终认真。去年体检显示他“32项异常、5处可疑肿瘤阴影”，多年来他一系列观点引人关注：衰老不可避免但可延缓，学会“衰老并快乐着”；“我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学会面对死亡；健康人不应过度早筛癌症，反对过度医疗；“老年人看病更需要系统分析”，关注老年医学建设、社区全科建设；反对过度抢救，不必都非得“浑身插满管子，无辜经受地狱般的煎熬”；主张既要发明新药，也要证明“物美价廉”的老药；呼吁医疗和殡葬一体化要“从文化观念上衔接起来”；提倡“医学的温度”“人文医学”“叙事医学”，重视病人心理“三观”……他精神饱满、举止如常，已连续4年针对性训练体能，秀出一身肌肉的照片曾“引起全场一片惊呼”。
落座后他笑着说：我们就聊聊天吧。于是记者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聊天，到后来索性脱开采访提纲。不知不觉原拟1小时的访谈，过去了3个多小时，他认真答完最后一问稳稳起身。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多年来行与思，似还可谓“启明德”。15年副国级职务经历、全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华医学会名誉会长等身份之外，3个多小时真诚以待的他，其实就是一位有过重大突破的病理生理学家，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医生，有“5处可疑肿瘤阴影”的常人，行万里路、年近八旬的老者，一次浓缩人生阅历的思考与表达。
第一问，他便认真思索才答。
大医的仁爱
【颜老之所以做一件事总能坚持下去，那还是因为“为人群服务”这个仁爱理念在背后】
记者：“惟君建树忙——颜福庆诞辰140周年（1882—2022）纪念展”正在解放日报社举行。如果拿开种种身份，纯粹作为一个后世的人，您心中最被颜先生触动的那个点，会是什么？
韩启德：大医仁爱。他大学毕业后，当住院医师没多久，就同华工去了南非，进了金矿里头。这个不容易的，当时那种矿死难者很多。后来他留学回国，开始在长沙雅礼医院（今湘雅医院），很快意识到光看病不行，还得要公共卫生。那时候当医生开诊所是赚钱的，公共卫生纯粹服务。但他二次出国学公共卫生，后来在上海医学院、在任何时候都那么强调公共卫生。他还引进了一些留学回来的公共卫生专家，像做流行病学的苏德隆教授等，都有真本事。所以上医这方面很强。当时在上医工作的医生不准同时在外开业，必须专职。上医人严谨，学生很用功，不准谈恋爱，住院医师不可以结婚，24小时值班制，收入也不太高。我觉得颜老之所以做一件事总能坚持下去，那还是因为“为人群服务”这个仁爱理念在背后。所以他自己免费给杨开慧看过病也不知道（笑），但是病人会记得，毛主席记得（笑）。
历史的渊源
【其实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积累。人类不仅靠基因传承，还要靠文化传承】
记者：您多次说“如果有下辈子一定要学历史”，又说“何必等下辈子，现在就学”，为什么？
韩启德：原来念书、去农村、搞研究，忙得不行。后来到2003年非典，我在全国人大、全国科协任职了，科协办宣传展览，我做传染病的历史，从头学起，还在CCTV10作报告，讲传染病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当时是恶补，以后就真有了兴趣。2018年从全国政协岗位退下来后，我更多投入医学史、科学史方面的工作，创建了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
我对历史感兴趣比较早，特别从业务走出来后，从事一些社会活动，慢慢发现很多事情都有其历史根源。再看些书越来越觉得，其实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是历史的积累。再深入想想，人之所以为人，和别的物种不同，在有记忆，只有人可以回忆过去。人类不仅靠基因传承，还要靠文化传承。慢慢再多看些历史书，就觉得对今天很有启示。医学上很多事也有历史的影子，中国的传染病史，从来都是主要的社会事件。世界上也是，传染病是改变整个格局的，拿破仑最后战争失败和疫病有关。中国1949年以前，不要说偏僻的地方，就是苏州这样的地方，都是一次传染病来，一个村一个村的人就没了。改革开放以前，南通的肝癌病人特别多，后来觉得好像与黄曲霉素有关，因为当地产花生，吃发霉的花生比较普遍，但最后也未能确定。从历史去回顾传染的情况，去找史料，还是会对肝癌的发病研究有启发。
我体会，看历史会使我们观察人、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包括社会发展，整个视野一下扩大了。医学上看病人要了解既往史，人群、民族、国家现在怎么做，也往往得找找历史渊源。同样一件事，为什么不同地方的表现不同？因为文化不同。文化为什么不同？是历史形成的。了解这些脉络以后，看今天会清楚得多。
冰山的一角
【医学的历史渊源，其实就是对痛苦的回应】
记者：“预防为主”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颜福庆先生当年就提倡，这件事是不是其实很难？
韩启德：医学是怎么来的？因为人会生病、痛苦，只要有社会，必然有人关心，逐渐就有人出来帮助，就有了占卜、算命、跳大神、祭司这些人。从现在看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治疗办法，但大家还是认，有病还找他们。医学的历史渊源，其实就是对痛苦的回应。
后来到19世纪，传染病实在太厉害了，才逐渐找到了一些预防的办法。1854年英国伦敦霍乱流行，约翰·斯诺调查发现有一个区域病人特别集中，而他们的饮用水都来自同一个水源，切断了那个水源，病情就得到了缓解。后来通过改水控制了伦敦的霍乱流行。这就是最早的公共卫生。15世纪黑死病，开始只知道要集中在一块，慢慢知道要隔离，西班牙外地来的船只与人先要在岛上关几周。这也可说是预防，但还不知传染病的病因。19世纪后期巴斯德发现，传染病与显微镜下的细菌有关，慢慢知道不同的传染病由不同细菌引起。1796年发明了牛痘，世界第一个真正有效并安全的疫苗，以后逐渐有了更多疫苗。这些，都和医疗不同。预防传染病，要讲“卫生”，这个词很有意思，不是医学概念，而是供水、排泄、洗澡、饮食等都属于它。卫生可说是初级的预防。
现在以慢病为主了，怎么预防，还没研究透。治病的基础需要了解人的身体，就有了基础医学。传染病发现了病菌、怎么来预防疾病，像闻玉梅老师研究乙型肝炎疫苗，这就叫预防医学。但预防医学只解决了疾病预防的一部分，真正防病的是公共卫生。它需要预防医学，但更大的是靠公共治理。慢病的病因，不少问题上证据还不那么确凿，概率解决得还不那么精确。医学上，对预防的研究解决度，远不如治病。当然治病也还是冰山一角。从根本上讲，人总是要生病，最后都要死的，我们只能通过预防，让人少得病，不得不该得的病。
要动员大家采取健康生活方式。不良生活习惯有一定的犒赏机制，比如吸烟，有人甚至宁愿得病，这又和价值观有关。所以预防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医者和患者的事，而与整个经济、社会、教育与生活状况等都相关。这也是预防比治病难得多的原因。
记者：“医学的有限性”在于，不是医生没办法，而是医学没办法。但现在科技突飞猛进，可能不少人因此觉得病都能治好。
韩启德：科技发展，比如上天，没准备好可以不去。人等不得，得了病不管行不行，一般总得找医生看，医生总得说点做点什么。实际上，不少病不纯是医学技术治好的，有人体自愈的部分。有的病也很难治好。所以医生给安慰很重要。
记者：“有时能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句话平时可能听过，但不一定深入理解。
韩启德：做医生的比较能理解，但往往太忙，不体会后面两句（笑）。有的天天在治疗，慢慢也变得“技术至上”了，忘记了安慰其实是起作用的，第一位的，而且随时可以做。
生死的硬币
【未知生焉知死、不知死焉知生是一回事，生死是一回事，这就是生命。选择是无穷的、不确定的，如果都是功利的选择，选择越多越烦恼】
记者：我小时在农村见过一头麂，眼看无处可逃了，返身向人跪下，眼角似还流泪。死亡是道终极难题。您2019年3月至今连续四届在北大清明论坛演说撰文，尝试突破死亡教育的缺失与禁忌。多年实践下来，最大挑战是什么？
韩启德：确实很难，也好像被认为在面对一种不可能。我觉得关键在于，目标是什么？如果叫人都不怕死，那不可能。面对未知，怕死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是人这个物种决定的。鸟到底会不会怕死？我相信它们不知道，当然你不是鸟又怎么知道（笑）。人之所以和其他物种不一样，因为有认知，有记忆，有语言，甚至于有历史。所以人呢，就会知道死，也知道活着是什么，就会思考活着的意义。无法知道死怎么回事，产生的只有活下来的生的意念，要考虑活着到底怎么回事。
但我觉得，不管从学术上或实际上深入下去，对死亡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活着是要干吗？你为什么活着？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一般人不会去想，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也害怕（笑），仔细考虑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知道人生下来总要死的，微不足道、一瞬间，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是你自己相信什么，感受什么。像我活到今天，就觉得活在世上为别人做事、有人认同，就很开心。也有人认为要挣钱，死的时候拿着铜板很开心，也是一种活法。你总要想到我来过了，我总要走的，反过来向死而生。海德格尔就说，不理解死，就不会理解生。这也有道理。其实是铜板的两面，未知生焉知死、不知死焉知生是一回事，生死是一回事，这就是生命。
最根本、哲学的道理，就是认识生命。很多生物繁衍完了，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有的就吃掉、死掉。但是人不一样，生下来还要学习，有文化可以往下传，还要给后面留下些什么。其实这留下什么对你啥意义？这是对后人的意义，本质是种文化，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意识。这也是人想出来、讲出来的故事。你信就信。啥都不信，就活得很累。
记者：我采访90多岁的于漪老师，她也谈到要一辈子为别人服务，从中能感到快乐。这和个人、环境有关。
韩启德：对的。我毕业去农村当基层医生，开始也不见得想得多深。但真到了当时服务的环境里去，给别人看好了病，人家感谢你，而且很真挚，慢慢就会觉得、获得那点给人做完事的快活。
如果都觉得有自己的利益，其实反而就想不开了。选择是无穷的、不确定的，如果都是功利的选择，选择越多越烦恼。我还是乐观主义。教育很重要，尤其基础教育，重点是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
2011年韩启德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陕西农村工作过的卫生院，41年前救活的新生儿全家列队欢迎。
熟人的诊疗
【如果基层全科医生能够发挥“守门人”作用，无论从可及性还是效率和质量上来说，都是最理想的】
记者：老百姓对社区医院、家庭医生，感觉还没到理想满意的状态。
韩启德：很能理解。我国医疗服务系统是个“倒三角”，大家还涌到大医院去看病。这是一个很难改变、值得下大决心推进的关键点。基层医生本事不大，自然难被信任，但越不被相信，没有实践机会，本事越不大。要避免这种恶性循环，需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去。昨天我看报道说上海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适宜的“小外科”手术，这是可以做的，也没什么风险。包括签约医生，任务分解好，和大医院建立固定联系，赋权给他，做好了不仅老百姓方便，医疗质量也一定是提高的。大医院大多是专科，对上路了，那绝对是高级的。疑难杂症，专科方向上如何开刀、用什么药，确实它学问更大。但大多数病人，一般稍微喝点药就行的普通常见病，社区医疗的可及率就高很多。另外全科医生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像我在农村十年，不管什么病，来了以后我可以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我解决不了再请这方面专家去看，就不会“乱投医”了。
记者：这种全科专科之间关系设定的科学性，怎么让人相信？
韩启德：你要相信人体是很复杂的，病往往牵涉到好多现在的专科。全科医生如果做得好，他认病的本事是最大的，能够解决大多数问题。其实社区签约医生因为更熟悉你的全面情况，往往诊疗效果更好。这一点我体会很深。当然基层全科医生不是一下子就能行的，全科医生知识面要广，要和病人建立信任关系，需要不断精进。
记者：预检会不知看哪个科。
韩启德：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分科越来越细，但人得病却不是按照你的分科来得的，往往涉及几个专科，这种时候就很难说最适合到哪个科去看。而且专科医生往往会把疾病往自己的专科里“装”，反而容易误诊。理想的是首先让全科医生看，他们的考虑更加全面，能解决大多数问题，如某一方面需要更进一步诊疗，可以再由专科医生继续。如果基层全科医生能够发挥“守门人”作用，无论从可及性还是效率和质量上来说，都是最理想的。
底色的教育
【我们高二周会，班主任带着讲怎么做人。那种课，我现在快80岁了，记一辈子。他其实就是讲怎么做好人】
记者：回到死亡教育，您怎么会关注的？
韩启德：年轻时不太关注，现在我78岁，离死近一点，自然就考虑了（笑）。另外不管学医还是学历史、哲学，我体会到所有的问题到最后，是对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死亡。生活阅历增加，看得多了，想得也就多了。
我既然支持办北大清明论坛，第一次没怎么准备，就讲自己73岁了，签了生前预嘱，爱人也签了一份，“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会死得很好”，结果被引作标题，引起很多关注（笑）。
其实那次我倒没讲太多道理。这就促使我深入思考，第二次讲《感悟死亡》，下了很大的功夫把道理想明白，讲清楚。再下一次我讲《生死两相安》，感悟的、人文的更多一点，关注度高很多。这又给我启发，死亡的问题单讲道理是讲不通的（笑），当然感性也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去年，我觉得都讲过了，就讲与死亡相关的衰老，结合我自己的情况讲衰老是什么？怎么区别对待衰老与疾病？应该抱怎样的心态？今年的主题是“死亡可以是温暖的”，更有挑战性。我采用了“馈赠”这个关键词，既然是死者与生者的相互馈赠，就可以是温暖的。我最后引用了李泽厚先生的话，表明面对死亡的恐惧不能仅仅靠理性，更要靠感悟。死亡这个问题是很难撼动的，多数人还是忌讳的。但清明论坛眼看着受关注度越来越大，参与评论的越来越多，不仅老年人，年轻人也反馈很多。一批年轻人说以前没想过，引起思考。虽然是面对一个几乎不能改变的事，但总要去做。做下来发现，不是一点作用没有。
记者：认知的重要性与价值，似乎正越来越凸显。
韩启德：靠经济社会发展。就像健康问题，医疗服务解决一部分，其他看教育、生活、环境。从小学教育开始，心身平衡，太重要了。其实回过头去看，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基本都是他们的父母比较放开，没给太多压迫，个人自由发展。尤其不能家长自己没解决，要求孩子去承担。一个民族，家长的素养很重要，不一定要有学问，但是一定要通达。
记者：您母亲当年在上海读蚕桑专科学校，是史量才办的那所？
韩启德：真不知道，她是嘉定人。我父亲在上海长大，爷爷从宁波到上海。
记者：对童年有啥印象？
韩启德：（指着一直端坐在对面沙发的袁明）我们都上海长大。她出生3个月到上海，在外公外婆家。我们同在上海市第六十二中学，重庆北路，同一个班。
袁明：他是我们班长。我俩受班主任毛老师影响很大，他从浙江安吉出来，要求进步到了上海，家里富有但追求理想。我们高二周会，班主任带着讲怎么做人。我现在还记得，他就讲时代风貌，给我们讲世界观。那天他还胃疼，我记得他人俯在讲桌上，讲桌的一角压着胃部。那种课，我现在快80岁了，记一辈子。他其实就是讲怎么做好人，品质教育，也不冠以大的名义。老师应该说给我们垫了一种底色。后来我俩上大学，专业完全不一样，再以后生活经历也不同。但我们想问题，都是这种教育垫了底色，看很多事，尤其到年纪大了，越来越像。
韩启德：基础教育的重点，不应是一味学习知识与应试考学。不能对小孩讲大学生要学的内容，对大学生讲小学应该学的、遵守的道德。
乒乓“健将”韩启德。
狂飙的刹车
【科学只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系统中的一种。科学还在发展。我还觉得科学无法解决人类所有问题】
记者：面对科技“加速度”，人们便捷、享受，也在焦虑、无力。文明的演进如何面对科技的狂飙？“娱乐至死”究竟是科技的问题还是人文的问题，抑或治理的问题？
韩启德：我们国家有特殊情况与发展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从来人文是强势，压着科技。两翼是人文在上面的，人文社会学者是强势的，永远对科学要有限制的，你科技不能胡来。我们国家原来没有科技，现在首先需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记者：和我们的发展历程有关。
韩启德：民族不独立，国家不富强，被人压在底下不行，需要加快发展科技。西方面临的是科学到底能不能解决终极问题，我们要弘扬科学、相信科学，同时加强对科学真谛的理解。
科学是什么，与文明之间什么关系？不可否认，科学革命带来整个人类社会的改变与进步。但“科学”是什么，还有争论。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就很有问题，好像科学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但其实，科学不仅是知识体系，还是一种生产知识的范式，一种社会建制，一个历史范畴。我个人体会，比较全面和准确的定义应该是：科学是继承古希腊理性传统，经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而形成的，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社会建制。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明确，科学只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系统中的一种。从科学革命开始的16世纪到现在也不过500年时间，科学还在发展。我还觉得科学无法解决人类所有问题。
记者：格物致知算一种科学精神吗？
韩启德：可以算，是基础的。我们原来把Science就翻译为“格物”，后来被大家否定掉，要用日本的“科学”二字。日本用是对的，它是明治维新时期才引入，那时西方科学已经分科，所以叫“科学”，但其实已经只是19世纪那个时候的科学概念了，容易引起对科学的误解。格物致知的思想最早从老子和道家就提出来了，顺此是有可能发展成科学的，但后来没有，格物致知的知后来主要变成了对社会的知。
记者：想到您说“历史的渊源”了。
韩启德：不知道历史，很难理解现在。
模糊的灵感
【到了量子范畴，人们发现很多时候无法获得确定性，找不到方法来用实验证明。在复杂系统中，分解后的局部丧失了原本存在于整体时的特性，还会出现涌现和混沌。复杂性与混沌的研究，将是未来科学颠覆性发展的突破口】
记者：您谈到今天的科研或许正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还原论到复杂性研究。您也关注马斯克不靠“类推”，而是追求第一性、再从本质“倒推”。对基础研究和颠覆性创新，您聚焦什么？
韩启德：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中国的“模糊”，其实是很深奥的。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现代科学都追求确定性，都力求用数学来定量表述事物的规律，都要求用实验来证明新的发现。但到了量子范畴，人们发现很多时候无法获得确定性，找不到方法来用实验证明。人们也越来越发现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性，在复杂系统中，分解后的局部丧失了原本存在于整体时的特性，还会出现涌现和混沌，这在生命系统中尤为显著。我认为复杂性与混沌的研究，将是未来科学颠覆性发展的突破口。
我体会马斯克讲的“类推”，就是演绎，这是科学的基本方法，从已知来推理一些新的可能，然后再去证明，以得到新的知识。这种方法相对可行和容易，但不容易获得颠覆性的发现。马斯克则往往从物理学第一性原理出发，反过来推出全新的假设，这样的假设常常与从类推得到的想法完全不同，不合常理，但又是符合最根本原理的，因而常常获得颠覆性的创新成果。
记者：您怎么会从事病理生理学的？
韩启德：我在陕西农村当医生十年后，获得一个机会到当时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进修。我在病房看到心肌梗塞病人，收进来后其实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办法，所以就觉得还是要去搞研究。正好有一位老师来讲课，他是我们国家病理生理学学科的元老，他看上了我，后来就考上了他的研究生。
记者：您“首先证实α1肾上腺素受体含α1A与α1B两种亚型的假说”，重大突破在哪？
韩启德：人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会发出信号到各器官细胞，细胞上负责接收信号的一种蛋白质就是“肾上腺素受体”。不同器官细胞上的肾上腺素受体不一样，所以会对交感-肾上腺素刺激产生不一样的反应。之前有发现肾上腺素受体有β、α1、α2三类，β受体又分β1和β2亚型。我们就想α1受体是不是也还包含不同亚型呢？当时我们观察比较了6种不同器官对α1受体刺激的反应，结果发现有非常大的差异，对药物的敏感性相差几百到几千倍，由此我们做了一系列实验，从多方面证实了α1确实还包含不同的亚型。研究结果在《自然》杂志发表，影响很大，因为受体分类变化为肾上腺素受体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例如人们接着很快发现前列腺平滑肌上的α1受体与心脏、血管里的不一样，于是就寻找到专门作用于前列腺的α1受体拮抗剂，来松弛前列腺上的平滑肌，而不影响心脏和血管，最后开发出治疗前列腺肥大的新药哈乐，现在是我们国家治疗前列腺销量最大的药物，我自己现在天天服用它（笑）。
记者：讲到科研分外开心。
韩启德：是的，但做实验也是很苦的（笑）。
记者：我采访过潘际銮院士，他当时90多岁，心心念念的也是科研，笑容也都不一样。
韩启德：自己的BABY（孩子）。
韩启德当年在美国学习时在实验室工作留影。
太湖的一年
【只要贴近自然，就能感觉到美；走进社会，接触到人和事，就常显出内心的柔软和包容，可以说江南水乡的美赋予了我一种人格特征】
记者：您说健康人不应过度早筛癌症指标，但许多人可能觉得不踏实。
韩启德：医学研究无止境，但技术应用一定要讲伦理。医疗资源放在什么地方，医生要给病人带来什么样的理念教育，等等。多数人确实可能会去筛检，万一呢。加入人群讨论，慢慢也会被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科普要往更高质量去做。另外，对医疗技术要考虑该不该用，怎么去权衡利弊。医学一定要有社会人文去控制它。科技是一辆车，刹车和方向盘是人文。不过，人文必须要在车上（笑），甚至坐在车后都不行，要开车。
记者：所以您会说今后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需要文化的支撑。
韩启德：首先要弘扬科学精神。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1965年您在船上行遍太湖，这是少有人能有的体验。我的“上海两千年人物考”正写到倪瓒，他就是长居船上在太湖、上海水网行游。这种湖光山色、水行舟居、长达经年，是否对人有潜在的深刻影响？
韩启德：我确实很有体会。用语言很难表述，就是美。1965年，我大三读完参加“社教”，在青浦县运输公司跟着船队搞运动。差不多整整一年，我随船行遍了太湖流域的山山水水，有清晨的氤氲弥漫，雾散日出，有星夜的皓月当空，点点渔火；有初春阳光下的满目苍翠，水波涟涟，有晚秋万物静籁，水声潺潺，雨打船篷。所有这些都印入了我心灵的画布，成为我内心深处的底色。在我此后的人生中，只要贴近自然，就能感觉到美；走进社会，接触到人和事，就常显出内心的柔软和包容，可以说江南水乡的美赋予了我一种人格特征。
袁明：当时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一个医学生，描写出来的太湖流域，那种文字，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韩启德：就是如实，看到什么写出什么而已。我感受到美是一种底色，是真与善的底色。
韩启德今年在解放日报社露天内院参加颜福庆纪念展开幕式时留影。（蒋迪雯 摄）
【注：“惟君建树忙——颜福庆诞辰140周年（1882-2022）纪念展”面向公众开放，观展需提前预约，展览地址在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816号解放日报社A2展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