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争史，迫于通讯周期的漫长，往往每遇征战，中央皇帝与征伐将领之间，便会出现一定特征的军权矛盾。若是一些如李世民与尉迟恭这类，“君厚于臣，臣忠于君”极为和谐的君臣关系，倒还不存在太过严肃的政治问题，但若如“澶州之战”中，宋真宗和定州王超的关系，那则是一不小心，君子江山都要易主！
解决北宋“君将矛盾”
太祖：部分参与，部分权力下放
北宋蜕胎于后周，赵匡胤的崛起，有着很浓重的人情成分在其中，“义社十兄弟”是赵宋最初的跟脚仪仗，也是隐患。于是，宋太祖只好遵守政治规律，杯酒释兵权。实行“将兵分离”，“重兵集权”的一系列主要举措，避免重蹈覆辙。
但是在宋太祖时期，兵权的转移和集中，调整和手段主要表现是柔和以及静态的，其根源在于，宋太祖本身军威极高，有他的加持，辅于政治调节，仍能镇压乱象。因此，在北宋统一战争之中，赵匡胤只做战前的思路分析，不会过份干扰将军在战争期间的主观性策略，这也被赵匡胤称之为“所用之将专而不疑”。
太宗：完全参与，阻断将领自主思想
可在宋太祖之后，太宗登基，赵二皇帝对“帝兄”管前不管后，下沉高度自主权给征战将领似乎很不满。于是，宋太宗在原先“内外相维”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在外将领，仍受君命”的规则，史称“将从中御”。
这个军权的收缩手段主要体现在“监军、战略部署、战争过程”三个方面，这种深化版本的“远程监军”，与之前的不同的则是，宋太宗把“战略部署”变成了封闭化的战争布局，将领的参与度低，等同于“纸上谈兵”。
而后，宋太宗还通过监军的方式，控制战争过程和战争步骤，高度削弱征战将领的战略主观性，但是由于这一过程中，需要的前瞻性非常高，几乎不可能在“君主在中央，战事在边疆”这样的大跨度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完成，因此，宋太宗也可以被称之为“预判大师”！
“将从中御”的特点
将从中御可以说是君主自私性极高的一种，错误调控，因为这个政策的手段本身，就是君主过分敏感下的“制衡过度”的体现，太宗使出这个手段，和太祖所比较，则是“蜕变以上，功成未满”，也因为没有尺度地调整，导致将从中御，有一些邯郸学步的形式在其中！
特点一：监军拥有一票否决权！
在北宋太祖陨落后的诸多次战争中，主将的高权力就是出现了被分流，甚至还低于监军。如在“雍熙北伐”的西路军中，在东路军败退之后，杨业所提出的撤退阻击方案就被王侁一票否决，而潘美在其中也只能保持理智地沉默。再如公元988年的唐河之战中，李继隆和袁继忠想要出城抗击耶律隆绪，林延寿拿出赵光义的“禁战圣旨”阻止之，而后还是李继隆说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样不要命的话，才得以出城横扫辽军。
这两次战役中都可以看出，无论是主将还是监军，他们都有着高度的默契，那便是，“监军有着高度控制主将行为和思想”的权力，所以，每当遇上这种情况，主将要不就是如杨业一般，听着皇帝的话，眼睁睁地犯错误去送死。要不就是如李继隆一般，抗旨不要命完成自我战略的攻伐，由此可见，监军所携带的临时权力之高！
特点二：赵光义预判“阵型”，提前布局战争走位！
赵光义这位皇帝的军事才能具体多高且不论，在军事科学的角度来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军事天才可以完成时时刻刻的战争预判，并且提前制定具体化的战争部署。但是赵光义却是违背这个科学的人，他善于“战前赋予监军阵图”，将领出征的时候，赵光义就把自己胜利的方式给制造好了！
如在满城之战中，李继隆就带着赵光义提前给的“八方阵图”预备指挥战斗，但奈何，实际情况和赵光义设想的出入实在太大，最后，还是由李继隆和崔翰做担保，刘廷翰违诏临时改变阵法，才打赢了这场战争。但是看满城之战的主将策略背后，本质也是违诏，若是败了，李继隆、崔翰、刘廷翰的结果必然很惨。由此可见，“预判战争”这一点，是赵光义最不合理的一点！
特点三：君主眼光即为战争主调，将领能动性极小！
赵光义自诩“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一开始或许还只是说说而已，到了后来，赵光义就把这个观点上升为战略层面的金科玉律，并说：“将兵之人丁宁逾之，不听者多至败事”。因此，赵光义就这样把战略的全面性拿到自己的手上，每一次战争，其实都有赵光义的独断特色在其中！
如雍熙北伐的三路分军，就是赵光义一手策划的。其实雍熙北伐整体的军事路线实属适当，在这场战争中，的确可以看得出赵光义个人的全局性，并不算差。但是这也仅是理想层面的，当东路军遇到“心机男孩”耶律休哥后，就一败再败，而赵光义则是又在开封干着急，时不时丢一把火给曹彬，导致曹彬自主性完全丧失，才导致岐沟关惨败，从而导致的全面失败！
其实纵观雍熙北伐中的东西两路失利，这都和赵光义的过度“将从中御”有着极大的根源的，因此，雍熙北伐的失败，拥有一定的先天根源在其中！
将从中御的形成根源
：赵光义自身的性格问题，多疑，想要掌控一切！
赵宋的起家，过去不可深究，这是对于北宋而言的。那么赵光义的起家则更是“不可直视”，因此，赵光义登基后，他的政治手段偏激和决绝倒是可以理解。他对于君将问题，不仅做到了深化赵匡胤的分离之法，而且还矫枉过正，把手伸到了细分领域，令将领压根没有一丝可以“短暂且全面”操控军队的机会，这相当于把“更戍法”实施到了极致！
所以赵光义的将从中御，在本质上来说，有着很强烈的个人特色在其中，这个政策不是一个符合时代或者国家正向利益的政策，而是仅仅符合赵光义个人私欲的一种维护手段，具有局限性和针对性！
：北宋武将过多，将从中御是一种过渡的手段！
北宋虽说一直被认为弱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北宋的将领却是非常不少。从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到其他一票后周以及五代末的将领，几乎都集中在了中原赵宋。压制武将的过分发展，或者说压制武将的野心，就必然需要皇帝从中干涉，将从中御，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北宋早期的一种过渡手段。
只是皇帝本身的过渡能力并不强，导致政策看起来显得漏洞百出。其实只要将北宋早期的“猛将”们熬过一部分，这个将从中御的必要性倒是不太高了！
、部分官员的过度浮夸赞美，导致赵光义看不清事实！
赵光义喜爱操控战略，这一点倒不是天生就有的。自他当上皇帝以来，从说出自己“身经百战，深然敌况”的话之后，就一直有官员和臣子拍马屁，过分称赞赵光义。比如在《宋会要》里就有记载，一位文臣对于赵光义自大无比的话附和到：“陛下料敌攻伐，天之所授，顾非臣下所测度也”。
“天之所授”一句话，正好是中了赵光义“恐惧不正统”的下怀，古代皇帝究竟多注重君权神授的问题，如何现代人不可感同身受，但起码，赵光义的的确确是抱着天之所授的情绪和自我蒙蔽去做了这些事情。因此后来的诸多战争，赵光义的不顾一切，胡乱指挥，都能看出一种十分盲目的格局性在其中！
将从中御的影响
赵光义的手段一出，这实则在为后世子孙树立了一种角度清奇的制衡手段。将从中御其实是“重文抑武”的一种方式体现，只是矫正用力过度罢了，本质并非是错误的，制衡君将权力矛盾，这点决然是不会错误的，唯一错误的就是，宋太宗本人的执政手段特色，给这个政策带有了劣质的颜色，而且还对后世的子孙存在着极大的影响！
：扼杀武将的主观性！
每到战争，监军便等于皇帝的分身，这一点是让将领心里存在极大芥蒂的。于是，久而久之，将领们就会失去主观判断，更甚者，失去主攻伐的那种狼性，例如潘美对“杨业赴死”无言也不干涉，再例如曹彬，带领十万军队，竟被赵光义在开封呼来喝去，导致后来的错乱兵败，这都反映了，将从中御这一种手段，让主将十分忌惮，忌惮之余，便是战争嗅觉的退化。
导致“虚伪官员、将领”愈来愈多！
后世王安石在神宗朝曾说到赵光义时代的“用兵缺陷”，其中就提到了王超以及傅潜两人，他们为将则是十分听信赵光义的话，这不是一种战略上的崇拜或者绝对信任，而是他们两人非常听话，如何听命，令赵光义开心，这本质上来说，就出现了将领和官员，为了讨好赵光义，就把这“皇帝的新衣”越说越完美，导致官员是虚伪的，赵光义也永远走不出幻想！
、令北宋后来的皇帝都走上这条路，战争的输赢与皇帝的决策能力绑定，造成军事结构病态！
澶渊之盟后，北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大型战争。而包括澶州之战中，宋真宗自己都是带着两张阵图给予部下去安排战斗的，而在之后的宋仁宗抗击西夏的时候，也同样效仿祖宗的“预判神功”，“内臣监兵”以及“以阵图授诸将”。由此可见，赵光义的“将从中御”，对后来的子孙影响是非常深的。
这也导致了皇帝个人的战争能力，和战争的输赢捆绑成为一体，而北宋自澶渊之盟后，战争极少，这就导致了，后来的北宋军事越来越弱，如宋神宗时期，他彻夜规划阵图，所导致的灵州大败以及永乐大败，这都和赵光义的盲目传承有着极重的根源！
结语：
自将从中御形成，北宋军事臃肿化，低效化就无可避免。倒不是说赵光义本人没有军事才能，其实赵光义的差评，更多来自于，他既没有超越自古以来所有军事家和战略家的能力和眼光，却又把战争的指挥和微调核心拿在自己的手里，纯属，“筷子翘地球，但是找不到平衡点”。
君不放权，将不得权，无头无脑的真正约束，就导致一系列错误发生。北宋和契丹的战争，其实容错率极低，不然也不会因为几次重大的失败，导致国运受阻。在初期如此，到了宋神宗那一代，则更是豆腐“政权”，极易随意被打碎蹂躏！
因此，将从中御，是一种失败的政治调节产物，没有复制价值，更不应该获得好评。到了南宋，有一些皇帝就开始“拒签”，退货先祖给予的“超时空坑人快递”，虽然后来没有挽救宋朝的败落，但起码也曾存在过自主战略，影响国家实力的将领，例如，岳飞！
参考史料：《宋会要》《咸平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