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公元758年，刚刚登基不久的唐肃宗在长安大明宫举行早朝，恢弘庄严的大明宫中，恍若云霄天门的层层宫门渐次打开，迎接着无数的大唐统治精英以及各国使节前来参拜冕旒之后的大唐最高统治者。
而在早朝前后，更有无数的宫人和官吏在围绕着帝国的权力中枢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而时任太子中允的王维在见证过唐帝国的赫赫威仪之后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哪怕此时的唐帝国业已不复当年鼎盛，它也依旧如此的风华绝代，这不禁让人畅想，在那大唐巅峰之时，它又该有着何等样的威严和风采？
而当时的人们又哪里会想到这样的繁荣昌盛会被一场叛乱就简简单单“雨打风吹去”。
“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控制着今河北、山西大片地区的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一路势如破竹接连击败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短短半年左右时间，战火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连国都长安都失落于敌手。
后来在郭子仪、李光弼、张巡等人的奋勇杀敌之下，唐帝国才逐步稳住阵脚并逐渐反攻收复失地，再加上当时叛军内部也闹起了内讧，先是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了老爹，后来安禄山的部下史思明又杀了安庆绪，再后来史思明又死于儿子史朝义之手。
一来二去之下，叛军内耗严重，在唐军的凌厉攻势之下逐渐走向灭亡。
不过唐军这边拖后腿的也不少，唐肃宗、鱼朝恩等人都是其中的一把好手，导致了邺城之战失败等一系列军事失利。
战事迁延不决之下唐廷实力不断被消耗，即使叛乱平定之后也无力彻底收拾残局，结果留下了田承嗣、李宝臣等尾大不掉的藩镇。
而王维写作这首诗之时，唐肃宗刚刚继位没多久，安史之乱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依旧未能彻底平定，甚至就连大唐帝国的中枢长安城还是在去年才刚刚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之下收复，帝国还有大片领土还陷于战火纷飞之中。
以后世之人的眼光来看，安史之乱无疑终结了唐帝国的盛世安乐，对唐帝国的统治根基造成了致命性的破坏，这之后虽然唐帝国依然苟延残喘了一百四十多年，但早已不复当年荣光，只能于风雨飘摇之中左支右绌、勉力维持，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中疲于奔命，曾经富足安逸的大唐百姓也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可是大唐啊，两汉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之一，宋朝比之失于雄健，明清比之失于开放，它怎么就在一场叛乱之后就逐渐一蹶不振直至分崩离析。
要知道就在安史之乱之前，大唐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盛唐风光，怎么转眼之间就换了天地，只余满地断壁残垣。
关于上述问题以及安史之乱的成因，史学界早有很多相关论断，简而言之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当时社会上多重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
譬如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以及均田制的瓦解、唐代外重内轻的战略布局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的坐大、府兵制和募兵制的交替、中枢权力斗争加剧以及官僚腐败等等内容。
从这个角度而言，安史之乱的爆发只是揭开了大唐粉饰太平的遮羞布，真正让大唐急转直下的不是一场持续八年左右的叛乱，而是早已埋藏在大唐盛世繁华之下的各种社会上、制度上的一系列弊病。
可以说，安史之乱不过是这些弊病病发的一种具体表现，这样说来安史之乱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其他叛乱。
唐朝中央与河北地方
事实上，在这些导致唐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中，有一点很容易被大多数人忽视，那就是河北地方与唐朝中央之间激烈的矛盾。
这对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从唐高祖李渊时期开始“埋雷”，武则天时期的“点火”，最终矛盾被李隆基“引爆了”。
隋朝末年群雄割据，当时占据关中地区的唐政权在关东一带的主要敌手有两位，分别是割据洛阳的王世充以及盘踞河北的窦建德。
后来在唐军的攻势下王世充节节败退，只能求救于窦建德，结果在虎牢关下窦建德率领的援军主力被李世民摧毁殆尽，窦建德本人也做了唐军的俘虏。
此战之后本来就已经穷途末路的王世充彻底断绝希望，也只能乖乖出城投降，自此唐廷占据关东地区大势已成。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没什么大问题，毕竟成王败寇、愿赌服输，谁知事情坏就坏在战后处置的问题上。
具体说来就是唐高祖李渊在长安诛杀了窦建德，这乍听起来也颇为符合中国斩草除根的传统，但问题是窦建德这个人与“是人残忍，意又褊促”的王世充不同，他“只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因此“人多愿从”。
因此他的死无疑令河北民心不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手下范愿、董康买、曹湛等人愤于窦建德的被害，又加之担忧自己的前途性命，拥立刘黑闼再度于河北反叛，结果叛军势如破竹连败唐军名将，在半年之内就占领了曾经窦建德占据的领土，最后还是李世民出马才平定了叛乱。
由此可见窦建德在河北深厚的根基，虽然大势之下河北地区只能最终服从唐朝的统治，但无疑裂痕已经出现。
按理来讲这样的裂痕出现之初其实并不可怕，只要治理措施得当，让百姓安居乐业，人们很快就会将不愉快遗忘，而初唐的几位君主也有这样的能力。
然而在武则天时期中央和河北的矛盾却再度被激化。
当时营州都督赵文翙负责管理依附武周帝国的契丹人，但当时的赵文翙“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极尽暴虐之能事，导致当时刚刚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契丹各部族在李尽忠、孙万荣等人的带领下爆发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的规模迅速扩大，短短十余日之内契丹叛军就拥众数万，在战争初期呈现出所向披靡之势，先后在黄獐谷、东硖石谷大败武周军，连一代名将王孝杰都战死沙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战乱起始于今辽宁西北部一带，但却迅速波及河北腹地，当时河北地区的赵州、冀州、瀛州、平州等地先后遭遇战火。
这无疑对河北的地区的社会民生造成严重打击。
更糟糕的是当时身为战时的军队统帅、战后的善后官员之一的河内郡王武懿宗，在战场上表现无能，在战后也未能安定人心、妥善处理战后事宜，反而大逞淫威，在民生凋敝、民心动荡之际残酷不仁、草菅人命，将大量被叛军挟持逃回的百姓虐杀。
一时之间河北地区的百姓将他与叛军手下杀人如麻地将领何阿小并称，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由此可见当时河北百姓对武懿宗的怨恨，而这样的怨恨难免要波及中央朝廷，怨恨埋葬于人心不会轻易消失，反而在无声之中逐渐发酵增长，等到唐玄宗时期这股怨恨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出来。
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根据地就在河北地区，而且他们手下诸如崔乾佑、田承嗣、李宝臣等左膀右臂有很多都是河北人，这些都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结语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河北与唐朝中央的爱恨情仇却还要继续。战后为了安抚田承嗣、李宝臣、薛嵩等安史降将，唐廷任命他们为河北地区相关地方的节度使，由此形成中唐一来最为桀骜不驯的“河朔三镇”，自此唐朝中央与河朔三镇之间相爱相杀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参考文献：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窦建德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