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改革最终未能成功,但范仲淹等人的所作所为却深刻影响着宋代的士风。范仲淹等“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鲜明立场,揭开了宋代历史上富于生气的篇章。
仁宗之后,宋英宗以宗室身份而继统。即位初期,有人曾经进言说:
陛下初临御,恭默不言,所与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尽天下之聪明哉?愿申诏中外,许令尽言,有可采录,召与之对。
这段话的内容,实际上是建议皇帝与更多的士大夫“共政”。对于这一意见,英宗“嘉纳之”。
尽管英宗“有性气,要作为”,但在位期间短,基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量。
自仁宗后期至神宗前期,忧患意识强烈的士大夫们竭力抨击苟且姑息的官场作风,纷纷提出救世良方。即以具有代表性的司马光、王安石二人为例:
司马光在此期间的一系列议论中,反复强调树立纪纲、整饬风俗的必要;而王安石则以“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来总结概括。二人观察到的问题与希望达到的目标可以说相当接近。但是,他们用以革弊的思路却大不相同。
神宗继英宗之后,“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熙宁年间,“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
关键之一正是因为涉及了对于既得利益者的更革,从而引发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但正如司马光熙宁三年在《与王介甫书》中所说,他们一个是“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另一个“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在势如冰火的不同立场、不同治世策略背后,有着共同的忧国忧民的炽诚精神。
神宗即位后,思虑
“祖宗平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针对皇帝的发问,王安石尖锐指出前代帝王“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意思就是无所作为。
次年八月,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体要疏》,指出“祖宗创业垂统,为后世法,坚持执守其法,则可以统御内外。”司马光除弊的基本思路,是要振举祖宗留下的政策和方法。
对于前朝遗产认识与态度的不同,决定了王安石与司马光救弊致治方略的重大分野。但力图突破祖宗法度束缚的王安石,对于前朝法度中注重制衡、防患于未然的原则精神,实际上持有一定的认同态度。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前朝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前朝法度理想化。
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顺其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希望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强化中央力量、治弊防乱的目的。
在这一层面上,较之于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前朝法度不可变”“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主张,显然见识高出一筹。
熙宁新法颁行之后,朝中众多士大夫掀起了一波波要求恪守祖宗法度的声浪。而对于“前朝法度”的理解与诠释,事实上互不相同。不仅各派主张之间并不相同,同一群体内部也不尽相同,双方也都会以祖宗故事作为防身的盾牌。
这种复杂的状况,与“前朝法度”这个本身概念的复杂性质相关。其主旨无疑是保守祖宗基业,而“保守”的途径,则主要是通过防范弊端。核心目标清楚而具体做法模糊,自然为时人留有足够的诠释空间。而祖宗的“故事”也很容易被不同政治人物引作强化个人立场的工具。
熙宁年间王安石与韩琦之间的往来争辩即是一例。
熙宁三年二月,时判大名府的韩琦针对青苗法进奏,反对兴利扰民。他举述“祖宗百年仁政”,建议仍“依常平旧法施行”。王安石以“周公遗法”竭力解释,却难使神宗完全信服。五年后,韩琦建议暂缓预买绸绢,王安石则不仅强调用度所需,而且对以“自前朝以来未尝有过”堵塞了商量的余地。
其实在发动改革的宋神宗心中,从来没有放弃对于“前朝法度”的尊崇。他对于祖宗设范立制的深意,特别是维系制衡的原则,始终念念不忘。就他的目标而言,是要通过自己的作为,振兴祖宗的基业。他和王安石,正是在“大有为”的诉求上声气相通的。
作为君主,神宗自有其希望能够借助改革摆脱前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使其成为有宋一代,能够“独裁”的专制君主。王安石主持政事多年,有“得君”之称,但他在致吕惠卿的私人信函中“勿令上知”一语,却犯下了人臣之大忌。
变法以来,神宗虽曾明确表示不宜在朝中“异论相搅”,但他在最高人事安排方面却多兼用对于新法持有异议之人,明显地留有“异论”余地,这并非出于照顾旧臣的温情,而正是要防备被一派臣僚所蒙蔽包围。
从这一角度来看,帝王与执政臣僚对于发动改革的着意之处大不相同。
与王安石有隙的吕惠卿,不愧是政坛上有心计的人物,他向皇帝上交王安石给他的私人手书,有效地离间了这对君臣的关系。信中“勿令上知”的说法,无疑使神宗忿愤。种种“勿令”本是官场常有之事,长年徜徉于行政系统的官员们都自难避免,但这恰恰触动了赵宋祖宗以来对于防范权臣的深切警觉。
可见即使是在北宋稍微宽松的政治体制和言论环境之下,帝王的警惕之处仍然是不能碰触的雷区。对于一项政治活动的理解,不同的身份定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在王安石眼里,发动改革是振奋国家;在宋神宗眼里,发动改革更多的借这个过程是打击异己,成就独裁。
成为战友的条件的是利益使然,一旦不能很好的领会精神意图,战友则会瞬间被抛弃。王安石与宋神宗合作的熙宁变法,很好的说明了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