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持续了两千多年，各个朝代的皇帝大都揽大权于一身，独裁专治，但是也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宋朝。宋朝的政治特色便是“与文人共治天下”。
那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建立了又一封建王朝，宋朝。因他害怕黄袍加身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便杯酒释兵权，提倡重武轻文。柔弱的文人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朝代。
最能体现宋朝这一政治特色的皇帝便是宋仁宗赵祯。仁宗最宠爱的妃子张贵妃曾向仁宗要求提拔自己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当仁宗将任命消息说出来之后，却遭到了大臣们一致反对。
尤其是包拯，面对仁宗慷慨激昂，无非就是觉得张尧佐能力不足不能胜任，皇帝更不能因后宫妇人的话来左右朝廷命官的任命与选拔。包拯越说越激动，竟将唾沫星子喷到了仁宗的脸上。
这样的举动搁谁身上也不好受，更何况是一国之君。未曾想到，仁宗不仅没有怪罪他，就连他的话也没有打断。
就是这样一个对文人宽松的朝代，在人意料之内地涌现出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文人，尤其是仁宗朝。除了包拯之外，还有欧阳修、晏殊、苏轼和王安石等人。本文以神宗朝王安石、苏轼和司马光为主，探究王安石变法为何遭两人反对。
一、王安石变法
所谓变法，即是对国家现有的政治制度做出重大变革。当时北宋的自建立以来，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中央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日益严重，极大地动摇了北宋的封建统治。
因此，当朝统治者不得不寻求一些变革企图缓解社会危机。其中以王安石变法最为浩大。
1.变法是否必要？
古代社会科技手段落后，要想国家发展，必须依托土地和人民，从“士农工商”的排名便可以看出。土地和人民不可分割，两者紧密相连。但当时统治者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得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地主阶级的手中。
百姓失去了土地如同失去了命根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拿起武器来对抗地主阶级。因此，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愈来愈严重。
内有忧，外亦有患。北宋虽经济实力强大，可军事实力微乎其微。这就引来了邻居西夏和辽的虎视眈眈。统治者并不想引起战争，因此只能向西夏和辽缴纳大量的银和娟，久而久之，国家的财政收入变得愈发困难。
另外国家内部的“三冗二积”问题也成为了压垮大宋这一只“骆驼”身上的一根根稻草。整个国家急需一场改革。因此王安石变法十分有必要，且迫在眉睫！
2.变法是否有成效？
王安石变法可分为“富国类”、“强兵类”以及“培养人才类”来看，俱是针对宋朝的危机来制定的政策。虽古代追求“士农工商”，农业是根本，但商业发展能够锦上添花，有力促进国家发展和经济增长，从而惠国惠民。
在农业上，王安石制定“青苗法”。变法前，北宋实行的是常平仓制度，简单意思来说，就是市面上大米的价格高了就卖米，大米的市价也就降了；大米的价格低了就买米，大米的市场价就高了。
这一做法呆板，不惠及百姓，对国家财政也无大用，因此青苗法一改其呆板，灵活地将常平仓和广惠仓的储量折算成本钱，以百分之二十（有的地方是百分之三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
不仅缓和了社会上高利贷盘剥的现象，更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定时间内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象。此处青苗法在后续产生的问题暂且不提。
商业上的举措因篇幅限制暂且忽略不提。
王安石变法中强兵类的举措之一为“保甲法”，它实施的目的是逐步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逐步取代“募兵制”。国家规定：乡村的民户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其中选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等。
他们在农闲时需要军训，夜晚需轮流巡夜，维持治安，如果保内有一人犯罪，则其他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保内之人需互相监督。
王安石变法中培养人才类举措之一为改革科举制。最初，宋承唐制，科举考试内容为诗赋、贴经等形式，实行考试经义、时务策。
最初，王安石变法确实带来了国家危机的缓解、生产的发展、财政的收入以及军事力量的提升，消除了神宗朝诸多弊病。于国于民皆是一利事，但为何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反对呢？
二、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和历史上大多改革一样，王安石办法也触碰到了守旧派的利益。千百年来，土地兼并可以说是国家之大害，统治者们千方百计加以抑制。
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土地兼并的发生，但每隔一段时间，统治者都要对土地进行再一次分配，为的就是避免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影响社会安定，动摇统治。
宋朝却开了一个实行“不抑制兼并”的先河，助长了土地私有的风气。宋朝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保护地主阶级进行流转买卖的权利。因此地主阶级竭尽全力将自己的土地利益最大化。
地主阶级将分散的土地租给无地户耕种，再收取利益的分成。地主阶级却因为国家政策的优待不用交税，又可以借他们的名义耕地而不交税，因此地主阶级不费吹灰之力却能享受租户带来的利益。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王安石变法一经实施，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便烟消云散。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王安石变法初见效果，老百姓真真切切得到了实惠，没有了交重税的负担，但地主阶级却感到头疼不已。他们不仅要交税，还有抽丁为公服役，不想抽丁便交钱免役。
俗话说富人家的地缝扫一扫足够穷人家的吃三年。但是在地主阶级眼里，他们的利益被损害，过惯了优渥日子的他们，却一点不肯“勒紧裤腰子”生活，其实也没有说得那么严重，只不过他们的一己私利比百姓的死活更重要罢了。
司马光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带头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甚至以头顶这顶乌纱帽为威胁，言辞激烈反对变法。
了解司马光的人便知道他是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曾经因为女子相扑太过“伤风败俗”请求禁止，而让风行一时的女子相扑逐渐没落。
说回到变法上，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的地主阶级，无一不痛骂，他们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完全没有了理性，变成了纯粹的朋党之争。
当司马光东山再起时，不仅将新法全部废除，还借助于新法将支持新法的一干臣子流放，将在政治上和他不对付的人逐一清理出朝堂。
当代历史学家王增瑜曾评价司马光说：“他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然而在政治上却是个庸才，因保守，毫无建树。”
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司马光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上，一味地反对，却并没有提出任何可实施的政治举措来，这也让后人一直在争议司马光是否是一个罪臣。
三、苏轼对新法的态度
如果说司马光代表了地主阶级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那么苏轼就代表了民间百姓的评价。
苏轼是一个十分正面的人物，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却又因为他中立的态度，不管是守旧派上位还是改革派当政，他都会收到波及和影响。
林语堂评价苏轼是一个“声望极佳的人道主义者”，这是因为苏轼不管是历朝历代的人文雅士还是民间百姓，都对苏轼十分喜爱。
苏轼本人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对时局有着强烈的批评精神，因此他从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他只用事实说话。
在文学成就上，自不必说，从他的诗词上，便能读出他文采一流、胸襟开阔，因此感染了很多人，这导致他在朝野声誉上越来越高，但政治地位却越来越低。因此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影响了人们对王安石办法的评价。
新法实施的过程中，苏轼就新法中几项具体的措施，指出变法的不足之处，但其他于国于民有礼的举措却得到了他强烈的支持。
在朝堂上，苏轼和王安石相比，苏轼非政治上的人才，王安石却能在政治上大展身手，这也就导致了苏轼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因此苏轼还因为此原因被贬础过。
但当时依托苏轼的声望，人们固执地认为苏轼的贬黜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不然，苏轼一点不憎恨王安石，他还和下台后的王安石成为了朋友。
总结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社会的局面，但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变法没有触及到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司马光和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对却是两个方面。司马光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变法，苏轼虽然是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于利国利民的良策还是十分支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