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人们普遍在感情上倾向于东林党，原因就在于一个“阉”字，其实大家是进入了一个误区，阉党未必全是太监，东林党也未必全是文臣。
事实上，与魏忠贤争宠的大太监王安就属于东林党，而“阉党”更是以文臣为主，崇祯钦定“阉党”逆案之时，逆案名单共有二百五十八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文臣，太监只有寥寥数人，这些文臣也都是学而优则仕的进士、文豪，他们在学术和学位上的成就，一点也不比东林党人差，把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看做是文臣和太监的斗争，是不恰当的。虽然魏忠贤是打击东林党的主力，但是魏忠贤在打击东林党时并不孤独，他背后有皇帝和为数不少的大臣。
东林党的形成
自从万历皇帝清算首辅张居正以后，以顾宪成为首的一批政治失意人士，就开始在东林书院进行教学实践。并以此为阵地，获得了江浙一带地主势力的支持，在百姓和士族中具有一定话语权。
到了万历中期，东林党开始崛起，但朝中还有齐、楚、浙等党派存在，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态势。在施政纲领上，东林党遵循的是，凡是对方支持的，就坚决反对；凡是对方反对的，东林党就坚决支持。
虽然东林党人有大学士叶向高的支持，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由于万历对大臣结党的反感，在党争中，东林党总体上仍处于下风。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离职后，非东林党人的势力彻底压倒了东林党人，到了万历四十五年，浙党首领方从哲当上了内阁首辅，东林党人更受打击。
东林党人式微后，开始暗中结交太子朱常洛，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万历四十三年发生的梃击案就是东林党帮助朱常洛稳住太子之位的定鼎之作。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洵在东林党的支持下成功登基，也就是明光宗。不过，这位朱皇帝非常悲催，在位不到一个月就驾崩了。
这时东林党才发现自己的投资打了水漂，不过，他们都属于千年的狐狸，很快开始拥立下一任皇帝，也就是光宗的长子朱由校，即后来的天启帝。
东林党人在两代帝王即位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天启的赏识，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等人受到重用，一批被万历处理过的东林党人如赵南星、高攀龙、王之案、叶向高等也纷纷还朝，担任要职，一时间东林党人布列满朝，分据内阁、吏部、都察院及六科、十三道各部门，东林党人的势力达到顶峰。
阉党的崛起
不同于东林党崛起时的百花齐放，每一个东林党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阉党的崛起完全依靠于魏忠贤的发迹。
魏忠贤是河北肃宁县人，原名李进忠，本已娶妻生子，因欠赌资被人追债，不得已将老婆改嫁他人，自行阉割当了太监。他目不识丁，但为人机灵，有谋略，他判断长孙朱由校迟早会即位，于是竭尽全力想接近这位未来的位继承人。
朱由校的奶妈客氏，十八岁入宫，第二年丈夫去世，成了寡妇，后来她耐不住寂寞和太监魏朝搞得火热。魏忠贤通过巴结魏朝，结识了客氏，并由她引荐当上了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的典膳，进入了朱由校的生活圈子。
没想到魏忠贤过河拆桥，当起了第三者，与魏朝争起了客氏。由于魏忠贤属于成人后才去势，比起从小就阉割得太监更像个男人，凭着这个优势，魏忠贤贏得了客氏的欢心，战胜了魏朝。
朱由校从小由客氏带大，因此对她感情极深，长大以后也离不开她。所以天启当上皇帝后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成为后宫事实上的当家人。在客氏的帮助下，魏忠贤被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忠贤的崛起，改变了宫中的权力格局，并很快与东林党人产生了冲突。
历代都有朝臣勾结太监的传统，掌握朝堂的东林党人为什么没有结交魏忠贤呢？事实上，魏忠贤曾经主动和东林党人套近乎，但是遭到了东林党人的冷眼相对。这并不是因为东林党人清高得不结交太监，而是因为他们早就有人了，这个人就是另一个大太监王安。
王安是朱常洛的亲信，也是东林党人在宫中的内援，王安不仅为东林党争取了明光宗，而且还在天启接班前积极配合东林党人营造拥戴的假象，从而取得了年幼的天启的信任。可以说，泰昌、天启年间东林党人雄起的局面，王安居功至伟。
朱常洛死后，按照一朝天子一朝太监的铁律，王安很快就靠边站了，新帝的亲信是客氏，而客氏的“老公”是魏忠贤，这样，魏忠贤和客氏很快就取代王安，掌握了宫中的大权。王安靠边站后，对魏忠贤极其不满，他仗着自己东林党人的身份，与魏忠贤展开了争斗。
在这场斗争中，东林党人当然会和王安站在一起，帮着打击魏忠贤和客氏。天启元年四月，天启帝大婚，东林党人阁臣刘一燝上言“请”客氏出宫，未果，从此东林党与魏忠贤结下了梁子。此后要求客氏出宫的“呼声”不断，而“委鬼当堂坐，茄花遍地开”的流言也被东林党人传的满天下都是。
与此同时，朝中的斗争也“渐入佳境”。自从东林党人当权以后，就开始对非东林党人进行报复，以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为议题，排挤驱逐非东林党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些对东林党不满的大臣很快就嗅出了东林党人和魏忠贤气味不同，于是纷纷投靠魏忠贤。阉党一时势力大炽，开始与东林党两强相对。没过两年，阉党一举击败东林党成为朝中的第一实力派，彻底掌控了军政大权。
东林党与阉党谁是正义的一方？
传统上，后世多指责阉党如何不堪，如何祸国，如何殃民。但是，从万历年间崛起，一直到崇祯年间灭亡，长期身居权力中枢的东林党人更加不给力。面对国家的危局，他们不仅没有建设性的贡献，反而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无休无止的党争和拆台上。
崇祯即位后，东林党更是不断蛊惑和愚弄好大喜功的朱皇帝，积极推行了许多前后矛盾而又混乱无序的内外政策。结果，本来勉强还相安无事的明朝，终于被搞得内忧外患，流民起义和后金攻势不断，无奈结束了两百多年的国祚。
崇祯虽然不值得同情和惋惜，但他在最后关头还是觉醒了。起码，认清了东林党人的本来面目，在煤山自缢之前，崇祯的遗言就是：文臣人人可杀。
对于东林党与阉党相争的这段历史，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天启的昏庸，使得魏忠贤独揽大权，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林党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刷新政治，才起来反对魏忠贤，从而招致了魏忠贤集团的残酷迫害。
事实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结党乱政，不堪使用，天启才不得已任用内臣。而东林党人为了达到控制皇帝、掌握政权的目的，才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正如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
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实质上是皇帝对政治集团的处理，很难想象，在没有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下，魏忠贤能够多次动用诏狱和中旨，抓捕朝廷命官，并在狱中中刑死。因此，“阉党”的背后是皇帝，也可以说所谓“阉党”就是“帝党”。
天启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边境上辽东战事靡烂，败报频传。朝廷上东林党人把持朝政，致力于报仇雪恨，天天打口水仗，不以国事为重。这是有明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局面，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能看懂这两个战场都很困难。这个既无母后保驾护航，又无能臣辅弼、孤立无援的少年天子，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东林党利益集团，除了使用太监，他还能使用谁？
因此，天启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使朝政走上正轨。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争最终以东林党的惨烈景象收场。
从过程上看，阉党集团采用非常渠道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毫无疑问是非正义的，但是形式并不能决定性质，我们不能反过来得出东林党人就是正义的。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魏忠贤“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记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就不能自辞其咎。”这个说法委婉、客观、公正，可以作为否定东林党是正义一方的最后定论。
我们再来看阉党。
要想公正地评价阉党，首先就不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太监”这一特殊工种。
的确，太监因为其生理上的缺陷，加上影视作品的丑化，成为阴阳怪气、阴险邪恶的代名词，为人们所不齿。但是别忘了，司马迁、蔡伦、郑和都是刑余之人。太监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献也是毋庸置疑的。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有鉴于汉末和晚唐时期太监专权引起国家动乱，决定严格限制太监的权力，他曾经说过，太监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
朱元璋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有公文来往。朱元璋还铸了一块铁牌立在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但另一方面，洪武朝，太监机构已经多达十二监、二司、七局，并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太监人数众多，尤其在朱元璋大量屠杀功臣之后，更加倚重太监。
史载，朱元璋的外甥、开国功臣李文忠曾经劝告朱元璋，让他远离刑余之人，减少太监的数量。朱元璋怒斥：“若欲弱我羽翼何？”意思是说，你想削弱我的助手，是什么目的？这句话和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如出一辙。
朱棣之所以能够成功篡位，太监居功至伟。靖难之役时，由于朱允文对待太监过于严苛，许多太监心怀不满，一些太监与燕王暗通消息，有的干脆跑到朱棣军中，向他报告朝廷的虚实。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后，才敢孤注一掷，长驱南京。
他身边的一些太监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比如郑和就曾经作为监军在北京郊区与朝廷的军队作战，立有战功。
朱棣当上皇帝后，投桃报李，大量使用太监，太监机构进一步扩大，被称为二十四衙门，太监在明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郑和出使西洋以后，被派去镇守南京。太监侯显不远万里出使西藏，使明朝与西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太监阮安是著名的建筑专家和水利专家，为北京城的营建做出巨大贡献。不能因为太监是刑余之人，就抹杀了他们的贡献。
还有人认为明末的帝王过多使用太监，才导致政治腐败，最终灭亡，恰恰相反，明朝的灭亡与崇祯没有很好地利用太监、过分打击太监有一定的关系。
明朝亡于民变，而负责侦察消灭民变工作的是太监，具体负责部门是厂卫特务机构，具体负责人是东厂提督，再具体一点就是魏忠贤及其属下。崇祯帝钦定阉党逆案，长达两年之久，涉及近三百人，尤其强调处理太监，这样造成了内廷的瘫痪，侦察处理民变的工作也就瘫痪了。
也许有人要问，明朝末年的民变是由于腐败和饥荒造成的，与太监有什么关系呢？腐败长期存在，灾荒年年都有，为什么偏偏在崇祯上任以后，处理“阉党”的时期爆发大规模民变呢？
明代维持政权运转的两大支柱是外廷（大臣）和内廷（太监），万历以后，外廷机构因为党争逐步瘫痪，天启赖于内廷的良好运作得以维持局面，而崇祯没有执行其兄关于“忠贤宜委任”的遗嘱，同时瘫痪内廷和外廷，亡国也就再所难免了。
长久以来，人们对魏忠贤的看法已经脸谱化了。人们认为他操弄权柄迫害忠良，结党营私，祸国乱政，有谋反的迹象，是宦官专权的典型。然而任细考察这段历史，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现在对魏忠贤的看法，多来源于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人的说法，很显然，这种说法不具备客观公正的前提条件。
魏忠贤掌权时期，明朝政府在辽东后金的对战之中，一扫万历末年的颓势，打了许多胜战。当时袁崇焕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重用，从袁崇焕和魏忠贤交流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关系还算和谐。袁崇焕最有名的几场胜战，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
而且这一时期，关外的战况几乎都是捷报，不仅用大炮轰伤了努尔哈赤，宁锦大捷的时候明朝军队，多次重创皇太极，打的皇太极只能躲回盛京。
其实战争形势这么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饷充足，而军饷之所能够如此充足还是需要税收，魏忠贤的另一个本事就是非常会收税。魏忠贤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人废除的工商税和海税。因为当时“天下金银，尽聚三吴”，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都非常的发达。几十年都未曾投入使用的黄河水道，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修缮，魏忠贤还向东林党人垄断的产业进行征收款项。但是尽管魏忠贤热衷于征税，但是他并没有给农民加赋。
所以魏忠贤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只知兴风作浪的奸佞小人。
总体上来说，无论是东林党还是阉党，他们都不是真心实意为了百姓或者国家，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从这一方面来说，东林党更加可恶，他们披着“清流”的外衣，以君子自居，却干了不少蝇营狗苟的勾当，在治国整军方面更未见任何政绩，而反观阉党，毕竟不像东林党是国家的执政者，他们的一些作为还是得到皇帝的授权，落实皇帝的意志，算是一个真小人，更何况相比东林党他们对国家还是有一定贡献的，两者虽然都不是正义的，但如果非要选择一方的话，小编选阉党是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