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幼年“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也是出于公心

幼年“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也是出于公心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而且,这个故事至今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仍然被父母和老师不断拿来教育孩子们。

北宋时期,年幼的司马光和一群孩童玩耍,亲眼看到自己的玩伴落入水缸中。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守旧和死板,寻求将落水者从缸中捞出的办法,而是凭借自己的创新性思维,选择将水从缸中排出。

这种思维看似简单,实则包含了朴素的相对论和辩证法思想,非常值得推崇。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接下来,文史不假带您重温历史,重温北宋名臣司马光以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司马光(1019年11月——1086年10月),字君实,号迂叟,谥号“文正”,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省夏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施行“砸缸救人”而被人称颂,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人诟病。

实事求是地讲,司马光属于封建社会的“模范臣子”,不仅聪敏好学,廉洁守正,而且忠君爱国,心怀社稷。最后,问题来了,这样的封建楷模为何亲手开启了北宋的党争,又亲手摧毁了中兴北宋的最后一次机会——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自幼就异常聪明好学,是所有人口中的“别人家孩子”。到了二十岁时,他不出意外地考取了进士,获得了入仕为官的入场券。

不过,由于母亲和父亲的相继离世,司马光只得依照祖制在家守制丁忧。期间,他继续苦读,还专研了各类典故和史籍,继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守制结束后,司马光重新被朝廷起用,一步步从地方调任到中央任职。在此期间,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观点都呈现出了保守的特点,还结识了一生的“朋友兼敌人”王安石。

和司马光一样,王安石也是当时的佼佼者,也希望实现大宋王朝的中兴。他也是在二十岁时考中的进士,长期在地方任职并且成绩突出,具备极强的务实能力,甚至还多次拒绝去中央任职的机会。

由于长期在地方任职,王安石非常了解民间的疾苦和政策的过失,迫切希望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于是,他多次上疏请求变法,最著名的莫过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所有变法主张。

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引起了宋仁宗的关注。可惜,他当时已经力不从心,故而没有准奏,只是嘉奖了他的忠君爱国之心。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再次上疏要求变法,终于得到了赵皇帝的支持,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具体推行变法举措。在此期间,他顶住了重重的阻力,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在王安石的大力推动下,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没过多久,变法就初见成效,缓解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由于变法的步伐太大,极大地触动了贵族阶层和中小地主的既得利益。特别是,由于王安石不知收敛和高调豪横,他甚至成为了官场中的异类,身边的支持者越来越少,几乎就是孤家寡人。

作为王安石的挚友,司马光在变法之初尽管存有保留意见,认为这种“高大全”的变法极难成功。但是,他还是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表示了支持,最起码没有进行反对。

作为一个坚定的“改革派”,王安石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令,从战略层面进行了部署。但是,在具体的执行层面他却是知之甚少,属于“有指令没落实”,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以为所有政令都推进得有条不紊。

比如“青苗法”,规定各州县的农民在每年的夏秋两收前,可以到官府去借贷现钱和粮谷。贷款数额依照各户的资产分为五等,收取不高的利息,既减轻了农民困难,又增加了朝廷收入,原本是一举双得的好事。

不过,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重大偏差。有的地方官员为了取利,暗中提高了利息,又增加了许多名目,设置了许多障碍,搞得各地百姓都苦不堪言。

除了“青苗法”以外,诸如此类的新政还有很多。比如水利法、募役法、均税法、保甲法和将兵法等都在执行中出现了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当真是把“好好的经书念歪了”。

久而久之,王安石变法更加举步维艰了。在守旧派持续反对的同时,就连本就不多的支持派和中间派也都倒戈了,加入到守旧派的阵营中反对变法,比如司马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竟然在神宗皇帝面前进行了唇枪舌战,谁都不肯让步。王安石坚称,国家目前处境艰难,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才能实现中兴局面;司马光则认为,国家的政策需要整改的确不假,但绝不能操之过急,反而欲速则不达。

当然,二人争论归争论,但都是发自内心的忠君爱国,并不存在个人私怨。对此,王安石曾经这样表示:

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而司马光也曾公开表示:

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基本上,司马光多年形成的保守性格,使得他反对变法。但是,他并非完全否定变法的内容,更多的是反对王安石激进和偏颇的方式。

争吵数次后,王安石发现自己无法说服司马光,而司马光也发现自己无法劝服王安石。于是,司马光索性辞职不干了,他躲到洛阳去专心编撰自己的《资治通鉴》,这一去就是十几年时间。

对于司马光的离开,王安石虽然有些惋惜,但他并没有进行积极慰留,继续推行自己的变法。期间,他虽然大权在握,但却显得有些身心疲惫了。特别是,在守旧派的持续反对下,宋神宗也逐渐动摇了决心,减弱了对王安石的支持,甚至还下旨废除了一部分争议大的新法。

宋神宗驾崩后,年仅八岁的赵煦继位,朝政大权完全由太皇太后高氏把持。她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很快就成为了守旧派的代言人,开始极力反对新法,最终罢黜了王安石,还重新召回了司马光。

司马光重新复出主政后,立即重用守旧派大臣们,还接连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而且,就连已经产生了实效的政策都无一保留,统统予以了废止,矫枉过正的意味非常浓厚。

而处江湖之远的王安石,眼见自己呕心沥血的变法被司马光逐一废除,内心当真是五内俱焚。结果,他在第二年就郁郁而终了,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得知王安石过世的消息,司马光也十分悲痛,还极力主张优渥王安石的家属和亲眷。据《宋史》记载: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

司马光一定不会想到,正是由于他的默守陈规和固步自封,不仅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更丢弃了北宋实现中兴的最后机会。短短四十年后,北宋就遭遇了“靖康之变”,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假如,王安石变法能够继续推行的话,北宋王朝或许会有不同的结局。

对比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虽然都是当世的能臣,虽然都是爱国的忠臣。但是,司马光的历史地位却远不如王安石,究其原因就在于缺失了幼时那种砸缸救人的勇气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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