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朱瞻基总体来说是一位好皇帝，仁宣两朝更是被史学家比做周之成康、汉之文景的大治之世，但明朝实现了极盛的同时，也走向了中衰的起点，为后世埋下不少隐患。
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明朝第五任皇帝，成祖朱棣之孙，仁宗朱高炽嫡长子。朱瞻基深得朱棣喜爱，传说朱瞻基出生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做一梦，他梦到太祖皇帝朱元璋将大圭赐予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梦醒后觉得这是吉兆。
就在此时，听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他觉得这个吉兆会验证在他的孙子上，在看过这个孙子后，发现其脸上一团英气，酷似自己，遂大喜曰：“此乃大明之福也”，于是亲自指派名师甚至亲自指导朱瞻基的文韬武略。
靖难之变后，朱棣苦于储君的选择，解缙等人便提出“好圣孙”就让朱棣下定决心立刻朱高炽为太子，可见朱瞻基在朱棣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重要。永乐九年（1411年），朱瞻基正式被列为皇太孙，这时起，他就已经注定是未来的大明天子。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瞻基被立为太子，第二年仁宗驾崩，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皇帝。
在他主政期间，任用“蹇夏”与“三杨”等名臣，并沿用仁宗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的“仁宣盛世”的治世局面，这个阶段在史书中有高度评价：
“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年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因病早逝，享年38岁，庙号宣宗，康熙帝对其高度评价：“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说了这么多朱瞻基的好，我们回到正题来，他在大治之时为明朝埋下了何隐患？
第一、为后世的“党争”埋下隐患。
朱元璋自“胡惟庸案”后罢相不设，并将此列为祖训，如此一来大明君主必然要事必躬亲的处理政务，虽然累点，但的确避免了皇权受到威胁。朱棣继承了他父亲的铁血风格，但同时又不堪政务之负，成立了内阁，帮忙处理日常政务，但朱棣组建的“内阁”任用官员，大多是品阶不高的小官。虽然仁宗即位后提高了大学士们的品阶，但还是没有任何实职，在决策上有干预权，无决策权。
但这个平衡在宣德年间被打破了，内阁大学士们已经有了制定内政外交政策以及人事任免等权利，并担任了六部主官等重要官职。如“三杨”、黄淮等官员都是内阁大学士并且还是官居一品的六部尚书，他们最重要的权力来自于宣德年逐渐发展起来的“票拟”制度。
票拟制度是引起明末党争的罪魁祸首。其运转原理是全国奏折汇率到通政司，然后由通政司送至内阁，再由大学士“用小票墨书”，呈给皇帝作最后批示，这就是票拟制度。但大学士与部臣及地方官员事权不明，会发生严重的权利冲突。如果遇到像宣宗皇帝这样强硬的皇帝也罢，遇到皇权弱势时，“票拟制度”就成为打击政敌最可怕工具。
这就出现了所谓的“言官清流”与阁臣部臣的矛盾，又或出现类似地域利益之间的“楚党”、“浙党”、“东林党”这样的党争，其目的就是一个利益，而利益的实施条件就是这个“票拟”制度。而文官集团的坐大，又会对内廷造成威胁，这就又形成了代表皇权的“宦官”与文官的党争，所以这绝对是一个遗害后世的制度。
第二、为“宦官干政”创建了温床。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便想着根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于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专门打造了一枚铁牌悬挂在宫门之上，铁牌上书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会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在永乐帝时期，政治体系中的各种力量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此消彼长，在洪武朝受到压制的宦官开始复苏，比如说太监郑和曾七下西洋，可以证明当时的宦官已然走上政治舞台。
然而，给了宦官们更大机遇的是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元年（1426年），朱瞻基完全摈弃朱元璋立下的宦官不准识字读书的规矩，他悍然下令设置“内书堂”，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老师，而教太监读书的目的，则是为了让他们方便协助自己处理政务，这就衍生出一个与“票拟制度”相对应的“批红制度”。
“批红”又称“批朱”，是对大臣们票拟制度的一种牵制，以防臣权威胁到皇权，也可以理解为对“票拟”的最终决策权。至此，原本在太祖朱元璋时代就高度集中的皇权就被分割为“票拟”和“批红”两个部分，票拟权属于内阁大学士们，而批红权本来在皇帝手中，但大多数明朝皇帝都怠政，批红权就落在了以司礼监为首的太监机构中，司礼监的秉笔则被称为“内相”。
“批红制度”成为整个明朝宦官干政的重要温床，不久以后就培养出第一个有文化的太监王振，其混乱朝政致使“土木堡之变”发生，而后汪直、刘瑾、魏忠贤等权宦层出不穷，一直折腾的明朝亡国才罢。“批红制度”更是形成了朝臣与内廷的党争，此过程经历了大半个明朝。
第三、“无过废后”开明朝废后之风气。
明宣宗朱瞻基与贵妃孙氏乃青梅竹马之交，故而多有情愫，在立皇孙妃时，胡氏善祥被封为正妃，而孙氏只封嫔，朱瞻基当时就多有不满，奈何张太后是个严厉之人，因而不得已也就忍了。
宣德二年（1427年），贵妃孙氏为宣宗皇帝诞下一子，朱瞻基便因“母以子为贵”的理由向众大臣提出废后的意愿。但皇后胡善祥贤德善良，素有贤名，外臣反对，就连内宫张太后也反对，奈何宣宗皇帝决心已定，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宣宗皇帝让在病中的胡善祥上表辞后，胡善祥就这样“无过被废”，而孙贵妃则成功上位，这也是明宣宗被人诟病的事件之一。《明史》记载：“后无过被废，天下闻而怜之，宣宗后亦悔。”
自从朱瞻基开启了废后之风，其后人多有废后之举，如代宗废汪皇后、宪宗废吴皇后、世宗废张皇后等等，可以说这也是宪宗皇帝为明朝留下的隐患。
第四、裁撤奴儿干都司给明朝带来了灭国隐患。
奴儿干都司，原本为元朝征东元帅府，明承元制，洪武八年便在此地设置了辽东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建立了卫所设指挥使和千户。鉴于该地贸易频繁，升奴儿干卫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并一再强调黑龙江流域为“锁钥之地”，要妥为管理，所以永乐时期奴儿干都司便成为明朝廷直属管地，由原来的土官，变为流官管理。
然而这么一个战略重地，在宣德九年（1434年）却被宣宗皇帝裁撤了，原因竟然是因为奴儿干都司属于苦寒之地，管理上“糜费财物”。本着与民休养生息的原则，他放弃了该地区的行政直辖权，而是改由辽东都司管辖。而此时辽东都司职能本是管理辽东汉人，而对原来本属于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只能采取“羁縻”政策，而该地区由中央管辖到地区自治，也成为女真人坐大的最重要因素，中后期的明朝在其不断骚扰之下逐渐亡国。
女真人虽然隐患巨大但暂且还没有显示出威胁性，而裁撤奴儿干都司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对北方蒙古人的战略威慑，变成了战略收缩，致使蒙古人在也先的带领下迅速统一，直接导致了英宗皇帝的“土木堡之变”。另外裁撤奴儿干都司让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经济重心逐渐消失，大明朝的商税损失巨大。
总而言之，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虽然大明发展到了极盛，但在军事上由于过度收缩，遗留的隐患还是非常巨大的，还有宣宗皇帝“弃置交趾”。在后世看来，他对明朝影响也是巨大的。且不说放弃安南的大片领土，裁撤行政机构的行为就足以动摇明朝的宗主国地位，所以在明朝中后期才会有倭寇之患、女真之患等。
结语
宣宗皇帝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可以说是完成了大明朝的历史使命，但相对于他的内政，军事建树实在毫无可取之处。他的政策固然是以人为本，但全是站在消极的方向，使帝国的威严不断减弱。此后的明朝统治者以他的政策为模本，一直实行消极政策，使得大明四邻皆敌，应顾不暇而国力消磨，最终让满人占了便宜，捡了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