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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一个朝代在进入王朝的晚期后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压力和矛盾不断升级后，就会有人站出来进行一次变革，而这样的变革有时是做做样子，有时是痛下决心，都是为了王朝的统治者继续他宏图霸业而进行的。晚唐时期的最后一次中兴局面是在唐武宗李炎的主持下开展的，给日渐衰落的大唐带来一次新的生机。
幸运的继承者
1、前朝的隐患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不复之前，地方节度使划地拥兵，藩镇割据已经是常态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越来越弱，朝廷派兵讨伐虽偶有成果，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大环境下局面；而且战事会将全国都陷入动荡，也会加快资源消耗，影响百姓的生活生产，加剧赋税、徭役等，由此会让中央和地方双双陷入僵局。
唐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对峙由来已久，朝堂之上、宫墙之中也是争斗不休。不同的阵营相互攻击、结党营私，许多有志报国的忠良们不愿站队都成为了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牺牲品。官员人数虽多，但是真正为国为民办事的人却很少。除此之外，内宫被仇士良为首的宦官控制，从李辅国害死唐肃宗、逼死唐玄宗李隆基开始，太监一众本来是侍奉皇室的奴婢，摇身一变竟然能对皇帝的废立、生死指手画脚，真的是嚣张至极。
唐文宗李昂想要削弱仇士良的势力、重整朝纲，但是皇帝手里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还是要依靠节度使来招兵买马。皇帝做到这份上也是挺憋屈的，空有一个一国之君的头衔，连听从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也是悲哀呀！
2、意外的收获
不过起事没能成功，因为这些秘密谋划早就被提前告密了，唐文宗在经历这次失败后，又被宫里的宦官们软禁了，大权落入一群宦官之手，文宗未能达成心愿，终日郁郁寡欢，不久就撒手人寰了，李唐王朝再一次更换接班人了。
其实文宗曾经立过两个太子，但是都夭折了，等他再想立幼子李成美为储君时，自己先病重了，没能行太子册封礼。皇帝病了自然要托付朝臣处理国政，辅佐太子监国，可是仇士良、鱼弘志得到消息后，连夜伪造诏书，废太子为陈王，另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弟。
仇士良一众未免夜长梦多，第二天就拉着刚被“册封”的李炎上朝面见群臣，李昂自知无力挽回，朝堂上也无人反对，李炎就顺理成章地监国了。文宗过世后，李炎登上大位，成为了唐朝的第十六位皇帝，史称“唐武宗”。
3、徐徐图之的皇帝
经历过宫中惊变的李炎一夜之间被改变了命运，稀里糊涂的就被推上了至尊之位，开始了他的武宗时代。不知道仇士良一党是怎么选中他做皇帝的，各个朝代的宦官都是皇族的家奴，更有一些太监是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主子的，主子去哪儿他都跟着侍候。毕竟是混上流贵族圈的，久而久之，主子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都被摸的一清二楚，主子身边交往的人自然也都很熟悉了解，家奴们之间也有自己的信息网；总之，这位文宗时期第一大宦官选了李炎，也是想给自己未来铺路。
李炎和其兄长的风格不同，他有头脑、有手腕，还懂得隐忍；虽然在继位上本来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由在里面，朝中没有人明确站出来反对他，但私下里仍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尤其是那个没有来得及行册封礼的太子。伪诏上将李成美贬为陈王，可其父毕竟是嘱咐过大臣们辅佐过他，面对皇位谁又能心中毫无芥蒂呢？
所以李炎在仇士良等人的劝说下，将这些不稳定因素一一拔除了，这里不乏有借助宦官之手清除异己的嫌疑，还有就是在李炎即位之初并没有什么力量去反抗宫中这些盘根错节的势力。与其腹背受敌，还不如先处理了一方，欲使其灭亡，则必使其疯狂，李炎现在需要的是韬光养晦，以待来日。
会昌中兴
1、整顿吏治，发展经济
时机成熟后，李炎任命李德裕为宰相，慢慢削弱了内宫宦官的势力；在反击了仇士良一党的阴谋后，李炎没乘胜追击，而对仇士良明升暗贬，这个昔日无限风光的老宦官也折腾不动了，就自请致士，告老回家了，没多久就老死在家中。这时候，皇帝陛下开始秋后算账了，找了由头就将仇家给抄了，连带着仇家的官爵也被收回了，兵不血刃的就压制了宦官的气焰，为了后期推行的廉政建设扫清了部分障碍。之前有朝堂和宦官势力勾结，常有卖官鬻爵的事发生，造成官员系统人数旁多，冗员、冗官现象频生，严重地影响的办公效率，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支出；斩断官、宦之间的联系，清理多余的吃空饷的闲人，革除了一些弊端，提高了官员的业绩考核，减少了不必要的支出，让晚唐时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武宗时期对于官员、农民、商人的工作和收入都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有俸禄的官员，家里就不要在从事商业活动了，对于即为官又从商的现象是可以举报打击的，尤其是各路放高利贷的势力，这些质库中背后多半是贵族、官僚、寺庙等势力支持，普通的官员是不敢管的，也只有皇帝下令才能制止他们；同时，官员不能和普通百姓争抢就业机会，这样无论是官还是民，都能够自给自足，满足一家开销，从而让百姓安稳生活，社会环境也能和谐共进。
唐朝是众多朝代中为数不多的重农不抑商的朝代，虽然经历多动荡后不复之前的盛世之象，但是长安作为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各种商品种类、各国商旅仍然是络绎不绝的，再加上皇帝官员勤政，大唐的开放包容让活跃在这里的人们都找到了归属感，这一时期的唐朝人口数量比安史之乱时期翻了一倍，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常备军，都有了后备力量。
2、平定地方，加强管理
唐朝时期藩镇割据越来越严重，安史之乱后，地方节度使的野心更加膨胀，这也给中央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虽然身在长安的人皇帝和官员都知道要削减节度使的权力和地盘，不过到了动真格的时候谁也不敢做这个出头鸟；稍有不慎，就可能重蹈唐玄宗的覆辙。所以在武宗即位后，就和宰相一起研究这些节度使的问题，首先平定了卢龙军乱。
有一就有二，首战告捷后，昭义镇又开始和朝廷对抗了。在平定昭义的过程中，宰相李德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向皇帝分析了昭义镇以及节度使的情况，边打边观察，审时度势，赏罚分明，采纳部下的建议，最终将对抗朝廷的罪魁祸首们都生擒回京，交给皇帝发落。这次胜利对于李唐王朝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中央的权威和地位大大提升，对地方藩镇的威慑和控制也加强了，其他地区的节度使也都有所收敛，武宗时代起码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
后来的东部太原、北疆回鹘都在几年的时间里得以平定，尤其是在对回鹘的作战中，大唐再次展示了“天可汗”的能力，回鹘大军四散而溃，再也无法针对唐王朝用兵；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北境一直安定，没有战火。安史之乱后，大唐对于西域的控制有所减弱，武宗时期再次对西域地区进行了巡视和监察，为后期收复河西做了大量的准备。
3、灭佛遣僧，权力回归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国度，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上，还有文化上的兼收并蓄，而且历代皇帝都信奉佛教，致使僧侣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很多寺院的规格甚至都超过了皇家的建筑，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种僭越的行为。而且寺院中也不乏一些欺诈勒索的行为，也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武宗时期对庙宇和僧侣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打击，史称武宗灭佛。
很多的寺庙被拆除，庙里多余的沙弥、僧人都被遣散和还俗，把他们发回原籍，成为一名合法纳税人；之前许给庙宇里特权都收回，那些铜像、钟罄等贵重金属用品都送到盐铁使那边铸钱，对于大部分外来的宗教人士就直接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了。
这次灭佛事件其实和武宗李炎本身是一名道教的信奉者也有所关联，当朝皇帝对佛教文化兴趣不大，自然也不会给予重视，再加上宗教势力过于膨胀影响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当然，武宗并没有将佛教灭除，说是灭佛，其实就是打击了一下，没有到毁灭的程度。
总结：
唐武宗时期重用贤臣、清除部分宦官势力，吏治相对清明。在面对节度使和边疆问题时能权衡利弊，一击即中，给会昌中兴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清理过于庞杂的宗教势力，树立了皇室威信；这一时期的唐朝在各个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国力恢复，周边的小国和少数民族又开始朝贡觐见，这也是晚唐时期一个难得的盛景。
参考文献：《旧唐书》《新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