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朝灭亡原因，传统史书探究的原因有三，即“姬昌修德、纣王不修德”，“河竭而商亡”，与“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传之后世，按照儒家叙事模式，基本都将商亡的原因归咎于纣王的私德问题，即“纣王不修德”。
近代考古兴起之后，让我们可以通过地下文物，去探究历史的真相，而在纣王亡国的原因上，考古又有一些重大发现，进一步改写纣王形象，纣王固然有其缺点，但他也是一个失败却是伟大的悲情改革家。
甲骨文不完全统计，仅武丁时期的祭祀“人牲”数量就高达9021人，可谓骇人听闻，以现代思想来看肯定很不“人道”。但在在“天命观”决定一切的3000年前，却是武丁凝聚人心、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史记·殷本纪》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因此，商朝是标准的“以神为本”，就如孔子所说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到了纣王似乎更推崇“以人为本”。
到了商朝晚期，开始有商王想要改变这一状况。根据史记记载，武乙（纣王曾祖）时曾有“射天”之举，极有可能他有过宗教改革，只是真相如何现在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纣王的确进行了宗教改革，“人本”思想开始回归，考古可以证实这一点。
经过20多年殷墟考古，学者何毓灵指出：“（纣王时期）城市发展快，城市规模、生产规模都很大，并不是衰弱的状态。”换言之，纣王时期的殷都，并未呈现出衰败迹象，反映纣王时的商朝国力并未衰退。
按照商朝传统，既然国力并未衰退，那么人祭应该保持旺盛状态，但考古却得到与之相反的答案。考古发现，纣王时的祭器极为粗糙，学者唐际根指出“随随便便捏一个”，与此前的庄严精美根本不能相比。祭器最能反映纣王态度，背后无疑揭示纣王不重视祭祀。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与传世史书都记载，纣王攻打东夷时俘获至少数万人，将商朝疆域从黄河扩张至长江，但纣王一改以前做法，他将这些俘虏充作奴隶，而不是充作祭祀用的“人牲”。甲骨文不完全统计，帝乙与纣王时期，父子二人执政50多年，但祭祀牺牲人数为104人左右。当然，实际肯定不止，下文会谈到。
显然，纣王对传统祭祀不满意，希望进行宗教改革，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大幅度减少人祭，说明“人本”思想开始回归。武王伐纣时指责纣王四大罪状，其中一个是“昬弃厥肆祀弗答”（抛弃对宗庙的祭祀），这一条看来是真实历史。
纣王的宗教改革，显然顺应了时代呼声，更符合人本主义思想，显然称得上“伟大”。周朝建立之后，之所以能严禁人祭宗教，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纣王思想的延续，或者说纣王打下的基础，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问题是，既然如此纣王为何亡国？
原因自然很简单，即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任何改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正常来说，纣王既然准备改革，就必然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实际上事态应该超出了纣王的预想。以下两大考古发现，都能印证史书记载，但也让人为纣王推行改革的巨大阻力感到心忧。
首先，武王指责纣王“昬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即不重用同族兄弟微子、箕子、比干等，却用四方逃亡之人。甲骨文上出现许多“小臣X”之类的人名，大多是出身卑微之人，这就印证了史书记载。那么，纣王为何重用小臣，不重要兄弟同族？
其次，史书记载纣王杀九侯、鄂侯、比干等，以后世帝王时代来看，杀几个贵族极为正常，但在当时却不可思议。在后岗H10祭祀坑中，考古发现“戍嗣子”青铜鼎，表明祭祀坑中的人牲当是贵族戍嗣子一家，说明纣王的确杀过贵族。那么，纣王为何会将贵族作为人牲？
结合纣王宗教改革来看，纣王不仅遭到祭司阶层的强烈反对，而且还可能遭到庞大的贵族阶层反对，阻力之大、压力之大超出想象。最终，为了推行改革（也是为维护自身地位），纣王只能重用“小臣”，乃至将过于反对的贵族作为人牲，相当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谓九侯、鄂侯、比干等之死，可能就是他们过于反对人祭改革而被作为人牲的。
但问题是，纣王改革态度过于坚决，或者说他“一意孤行”，导致打击面太大，得罪的既得利益者太多，如此纣王怎能不败？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纣王固然有其“失德”之处，但也显然是一个失败却伟大的改革家，有一些悲情英雄的色彩。
然而，经过后世儒家的演绎，纣王彻底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千古恶人，但这些评价显然是不公正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在纣王评价问题上，大概也应该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