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追忆往昔盛唐气象，写下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诗句。
然而到了。德宗时期，白居易初到长安，呈上诗作拜谒当时的诗坛大佬顾况。
对方一看到他的名字就笑了，戏称京城米珠薪桂，想要定“居”可不容“易”。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连当时的仕宦阶层一谈及粮价都难言轻松，由此可见粮食供应状况的不容乐观。
到了百年之后的宋朝，性格庸懦、笃信天命鬼神的“神棍皇帝”宋真宗当政时期却开创了农作物产量倍增、经济繁荣的“咸平之治”。
这一时期的国土疆域面积、人口、资源都不及大唐，粮食亩产竟然在天灾年份，都能够稳定超过唐初的一半，基本上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封建帝国的缺粮危机。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唐末宋初粮食危机的由来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构成了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历代统治者普遍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鼓励耕织满足自给需求，正如管子所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
由于商品化程度很低，古代的粮食流通一般都由官府强势控制，再加上生产力水平低下，年年都指望着老天爷“风调雨顺”赏饭吃。
一旦遭遇战乱、天灾等不稳定因素导致农作物歉收，粮食的运输、流通更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进而引发蔓延全国的危机。
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与粮食的丰足息息相关。
中晚唐时期，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发展，依赖长江流域“南粮北调”的中央朝廷，逐渐失去了对漕粮运输等各方面的粮食征收、转运、储藏、分配的管理和控制权柄，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为了安抚频繁侵扰关中的少数民族政权，唐王朝不得不“许以谷”，通过无偿提供粮食来换取边疆的安宁。
然而对内又不得不一再妥协、退让骄横跋扈的藩镇势力，最后只能加紧搜刮仅有的控制区域内老百姓的口粮，搞得民不聊生，最终走向灭亡。
二、“咸平之治”解决了全国性的吃饭问题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久以来的分裂乱局，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但相较于唐朝，宋之国土疆域面积锐减，长期与周边的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并立，连年战乱之下，无论是对外征战还是治理国家，钱粮都十分捉襟见肘，解决军民吃饭问题迫在眉睫。
宋真宗是继宋太祖、宋太宗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也可以说是宋朝的第一位从两位“创业”先帝手中，接过江山“守成”的皇帝。
他在位25年，留给后世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达成了向辽国交纳岁币换和平的“澶渊之盟”以及劳民伤财、天书造神的荒唐“东封西祀”，后者装神弄鬼得连《宋史》都耿直地表示奇怪：“一国君臣如病狂然”。
但在大宋百姓的心目中，少有战事、经济发展、安居乐业以及吃上了饱饭的“咸平之治”才是最值得铭记的真宗功绩。
宋朝立国之初的两位皇帝忙于统一征战，对于土地“不抑兼并”，还沿袭了前朝的赋税劳役项目。
外加名目繁多、数目超过正税的附加税，导致“细民愁叹”，小规模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下动之象已萌”。
而作为宋太宗的第三个儿子，真宗自觉自己登上帝位有违传统伦理，再加上笃信“黄老之道”，他决心实行以民为本的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政策坐稳江山。
通过不甚体面的“澶渊之盟”平息边境纷争，形成“虚外守内”之势。真宗对内完善科举制、整顿台谏，加强中央集权，并大力恢复农业生产。
除了多次蠲免受天灾及战火波及地区的赋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以外，对于地方上组织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田的能吏他都予以褒奖，并严令官员不准为了贪图奖赏而过度劳役百姓。
同时为了不违农时影响耕种，真宗多次诏令军士代百姓服役，还采纳大臣谏言，减少了七成调修黄河、运河的民力。
为了解决土地兼并导致的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问题。“澶渊之盟”签定后真宗立即下诏，敦促河北地区逃荒在外的壮劳力还乡耕种。
减免徭役，推行踏犁等新式农具提高耕种效率，“令有司市耕牛送河北”，还征调了陈粟四万石（约三千八百多吨）赈济灾民。
真宗甚至考虑到了“谷贱伤农”的危害。要求官府在丰年加价收购，灾年降价出售粮食，另外还放宽了榷场对盐、茶、蚕户等的专卖税征收。
如此一系列农业政策的调整与落实，成为赵宋一朝的“祖宗家法”，切实减轻了农民的沉重负担，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全国垦田面积不断扩大，具有生产力的劳动人口大幅增长，直接推动了粮食的增产、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大宋子民的吃饭问题，开创了近百年的平稳政局。
三、推动“粮食革命”，大力引种占城稻
粮食的增产增收少不了先进耕作方式及良种的推广。宋朝北方的粮食作物主要有麦、粟、豆、稻、黍等，品类丰富多样，但南方长江流域仍是粮食生产的重心所在。
为了尽量降低水旱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自立国起，北宋朝廷就开始不断敦促南方农民改变传统的旧式耕作制，种植多种农作物，并免费提供种子，还以不收新种农作物的租税作为奖赏，有力促进了粮食增收。
宋真宗时大力发展的农田水利工程助力水稻得以在北方普遍推广。据史料记载，陕西商洛的水稻种植，就始于真宗朝的县令组织百姓引水灌溉，“民赖以无饥”。
就连驻守陕西以北的保安军中也设有“稻务”专门种植水稻。受到真宗的高度重视，要求“保安军稻务旬具垦殖功状以闻”，每十天就要详细了解一下军中水稻的开垦种植情况。
史称“占禾”“旱稻”“占稻”“百日稻”等名字的占城稻原产于占城国（Champa，也作占婆，今越南中南部），约唐末五代时期传入福建。占城稻以耐旱、早熟著称，引起了心系稼穑的宋真宗关注。
派人从福建取了三万斛分三路试种后，确认这种水稻对土壤条件、水肥的要求不高以及抗旱性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揭榜示民”推广，并亲自在皇宫内苑种植，成熟后召集近臣亲眼看刈稻，以示重视。
随着良种的普及并不断进行本土化改良，高田旱地、荒山坡地水源不足的劣势不再制约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了。
长江流域的水稻大幅增产，“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日益深入人心，江南地区逐渐实现了稻麦两熟农作制，丰足、稳定的粮食产量成为两宋高度繁荣富庶的根基。
四、宋真宗化解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华千年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红楼梦》里说“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粮食产量的飞跃提升才是消除饥饿、贫困，兴旺发达的根源所在，而凋敝农业的恢复首先要有强有力的安稳政局。
宋真宗君臣其实都并不能完全释怀“澶渊之盟”的“耻辱”。因此才会不遗余力地“引天命以自重”，发起“天书造神”运动，竭力宣示政权的神圣合法性，同时加强了皇权。
虽然如此“神棍”之举几乎被后世一致否定。
但“澶渊之盟”及真宗对道教学说的热衷，客观上确实为北宋创造了长期稳定政治局面。
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实行扬文抑武、广开言路的温和执政理念。
有了这样的背景，国家才能实现粮食的成倍增产，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由此人口直线剧增。宋朝最终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首个人口过亿的庞大帝国。
在此基础上，宋朝才能罕见地不再“重农抑商”，广阔的市场空间促进了工商业、手工业、科学技术的前所未有繁荣。
虽有“弱宋”之名，却无比富庶，创造了封建社会文明的巅峰，立国三百余年总体而言都没有内乱。
这在我国古代堪称独一无二，宋真宗解决粮食危机着实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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