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是清朝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廿二史札记》对许多史籍中记载的历史事件进行考证，记述了一些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真相，其中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对后人的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陔余丛考》是他的另一部札记，也是《廿二史札记》的成书基础，这部作品中同样有很多独具慧眼的结论，但也有一些观点受到其他史学家的质疑。《陔余丛考》的卷18中有一句结论“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就十分值得推敲。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很显然是对明朝中后期皇帝与臣子相见频次的议论，意思是皇帝在退朝后很少额外召见大臣，但也包含天子不上朝的情况在内。这句话前后的段落，用笔犀利，流传甚广，后来的很多学者用以表达明后期帝制的弊病。其实这个结论应该仔细推敲，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引导，让读者过分贬低明后期的皇权政治。
明代中期的皇帝与清代相比，普遍被认为不够勤勉，主要原因就在于清朝皇帝与臣子的见面频率更高。其实皇帝勤政与否，评价标准并不唯一，首先要看其是否遵从礼制按时参加上朝等常规活动，其次是观察其对奏章的处理效率。仔细探究赵翼“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的结论，对于探究明中叶的皇帝勤政情况有着重要意义。
赵翼在“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这一卷中，开篇就说“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而文末又说“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七十年，期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数年，其余皆‘廉远堂高，君门万里"”。
在这里赵翼混淆了两个概念，即“不见群臣”和“延访大臣”。皇帝与大臣相见，并不局限于上朝时，比如祭祀时、经筵等场合，臣子都有机会见到皇帝。以祭祀举例，明朝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大臣达到一定级别即有资格陪同天子祭祀。
《明史》记载：“凡天子所祭祀者，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凡陪祀，洪武四年，太常寺引《周礼》及唐制，拟用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其老、疾、疮疥、刑过、丧过、体气者不与。从之。后定郊祀，六科都给事中皆与陪祀，余祭不与”。另外，还有很多官员陪同皇帝祭祀的例证资料。
除了祭祀，朝讲也是君臣见面的机会，可是《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与《万历起居注》、《明熹宗起居注》的记录方式不同，因此并不是每次朝讲都详细记载。朝讲时，君臣不仅谈论经史子集，更重要的是讨论国事。还有册命、视学、大射等场合，也都是君臣相见的时机。
赵翼曾经提到，朝讲是明代官员面见皇帝的机会，但又把针对明世宗、明神宗在位后期面见臣子的论断推来强加到宪宗等皇帝身上，实为不准确。
况且，计算明代中后期皇帝连续不见臣子的时间，最多不过世宗与神宗后期的六七十年，也没有赵翼所说的“一百六七十年”。光宗“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可见在位时间极短，所以不在考虑之列。可见赵翼所说的“前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并不适合于宪宗等六位皇帝，而只是针对世宗和神宗在位时的中后期。真正准确地表达，世宗、神宗之后，应该是有明中叶天子多不特别召见群臣。
赵翼的史料来源大多来自于《明史》，使用的是归纳法。正如董文武所说：“赵翼在治史中最突出、贡献与影响最大之处，是他的治史方法。综观《札记》全书，例举、比较、归纳、会通的研究方法是赵翼治史的主要方法。”这里所说的《札记》指的是《廿二史札记》。而“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的说法，正是由归纳法得出的论断。
在研究实践中，归纳法的重要性自不必言，但是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是得出的结论未必充分可靠，二来不便看到历史事件的本质，容易产生认识偏差。过于迷信归纳法，必然会导致论断的失真。王树民对《廿二史札记》是充分肯定的，但是也不否定其中的一些问题：“但钱（大昕）王（鸣盛）二氏态度比较严谨，书中错误较少，尤以钱氏之书为精密，是受经学遗风之惠。赵氏则粗率疏阔，多具体性谬误，成为其书之严重缺点。”
郑天挺也说：“《廿二史札记》卷31《明史》赵翼的评论有许多是中肯的，错误也不少。所谓是非取得了一致，事实并非如此。清人对《明史》的批评也有一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魏源《清夜斋文集》、包世臣《艺周双辑》、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均有所涉及。但是给《明史》以公允的评论，则是我们的任务。”郑天挺此处所批评的虽然是《廿二史札记》，但是《陔余丛考》是其成书基础，所以其中牵连到错误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林延清曾经说：“嘉靖二十一年十月宫婢之变后，嘉靖皇帝移居西苑。他从此不上朝，不出席郊庙典礼，不举行经筵，以便有更多时间从事焚修斋醮之事，于是朝臣与他处于长期隔绝的状态。”根据南炳文的说法，神宗放松政事最早是在万历十四年秋末冬初。原因大概是他身体不好，因此上朝的次数越来越少，接见大臣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发展到后期，群臣基本上难得与之相见。
世宗与神宗不见群臣，大都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不过这并没有使世宗放松对皇权的掌控，反而愈加强烈，甚至比很多每天上朝的皇帝效果更佳。作为终日不出深宫的封建帝王，想要了解治下民情，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奏章。虽然身体渐差，但世宗还是亲自批阅奏章，从来没有答复滞后误事的情况。
神宗初即位时，深受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的控制，不能自由施展皇权。及至到亲政时，他依然对此前状况念念不忘，并且深为忌讳。不过到了中后期，由于深受疾病折磨，神宗渐渐放松，对于奏章延迟回复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他所放松的部分大多是言官之间互相争论，或者是日常事务请安等等奏章。对于军情之类的大事，神宗从来不会延迟，向来十分重视。
明朝史官有言：“上明习政事，超纲独揽，予夺进退莫可测识。晚颇厌言官，奏章盖置不报。然每遇大事未尝不折衷群议，归之圣裁。中外振耸，四封厌如。”这段评价神宗的话虽然颇多溢美之词，但也算有理有据。神宗在位时遇到缺官的情况往往不及时补上，而是另其他官员兼职代管，这使得官员的工作更加繁重。到他驾崩之后，后朝矫枉过正，不仅将缺官补齐，反而形成了国家机构冗员过剩的情况，不得不进行裁撤。
穆宗去世之前，深受疾病困扰的痛苦，隆庆六年强出皇极门结果病情加重，不得不立即返回。武宗南巡时溺水严重，正德十五年还坚持参加祭祀活动，结果活动刚开始就严重吐血。看来，对于身体状况不佳的皇帝，不参加这些活动是可以理解的，而神宗与世宗后期就很少参加。
虽然这两位皇帝就不上朝，但是他们对朝政的把控恰恰是最严格的。
久不上朝，神宗与世宗更担心大权旁落，对朝政的控制格外留心，因此反而不会耽误国事。而有的皇帝经常上朝，却不能很好地管理臣子，造成朝局混乱。比如武宗就放权于刘瑾等人，熹宗则过分信任魏忠贤，这些人仗着执掌大权，大肆毒害朝中与自己政见不一的忠臣，一心只为发展己方的势力，造成混乱的局面。
孝宗总体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虽然中后期有时候会迟到，但很少有不上朝的情况。不过他性格宽厚，虽然有的臣子没有及时上朝，他也很少惩罚。反观世宗恰好相反，对于迟到的臣子惩罚非常严厉。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性格急躁，但更大的原因是他担心臣子养成倦怠的习惯，严惩是为了预防。神宗与世宗都是前期经常上朝，在中后期才少见群臣的，因此这就形成一个渐变的过程，臣子容易接受。同时为了弥补就不上朝的弊端，他们还会大力发展其他手段加强管理，比如锦衣卫和东厂等等。
也有很多官员上书皇帝，说明上朝的重要性，和不上朝的弊端。比如正德年间的杨一清等等，都曾经上书直言。虽然上朝的时间很短，但是君臣相见就能知道彼此状态，由此防止很多蒙蔽的情况产生，有利于皇帝统治国家，巩固社会的稳定。
在这方面，宪宗、孝宗、穆宗三位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做的最好的皇帝。他们在位时，几乎没有哪一个月是不上朝的。哪怕是被赵翼嘲讽为“童昏”的熹宗，也可以坚持在每月的三、六、九日上朝与臣子相见。虽然有的皇帝信任身边的小人，并将大权交给他们，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关于明代皇帝与臣子相见的情况，《明实录》中都有记载。虽然其中很多奉承之词，但是在皇帝驾崩之后一般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
频繁的与臣子相见并是皇帝是否合格的判断办法，而皇帝不常见臣子也不能就此断定 皇帝不合格。只有及时的批阅奏章，对臣子提出的问题尽早给出正确的决断才是称职。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短短八天时间，就处理了3391件事，平均每天是处理奏章207份，大小政事424件。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每次上朝只处理数件事务，更多的还是要靠奏章。如果频繁地做一些接见群臣的表面工作，恰恰耗费了君臣的精力，影响了皇帝的办事效率。对皇帝的评价，标准不应单一，以偏概全，还是要综合考虑，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