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鹦鹉莲瓣形带盖银盒
唐朝被称作是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和使用的“繁荣期”。该期的金银器不仅数量大，仅从考古发现来看，便已经超过了以前各朝代的总和，经粗略统计至少有36处之多。
主要出土在窖藏、地宫和墓葬之中，其中最著名的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三大发现，就出土金银器达1347件。而且种类繁多，制作亦极为精美，代表着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
花口银碟
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唐 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盒
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也极其复杂、精细。装饰图案主要分几何形与写生形两大类，前者多装饰器物边缘，后者多为装饰主题。
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已普遍采用了镀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刻凿、锤揲、錾刻、镂空等加工技术。
边远地区和南方地区同样出土了制作水平高超，时代特色明显的金银器皿。
唐 鎏金双凤压花菱形银盘
唐朝金银器出现繁荣景象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汉代以来人们对金银所具有的神秘观念，汉代方士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到了唐朝这种观念仍然盛行。
同时唐代统治者又把金银器皿的使用渗透到社会等级观念之中，为保证统治阶级对金银器皿的独占。
银鎏金论语玉烛龟形酒筹筒
《唐律疏议》做出了明确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
神农二年（706年）进一步强调：“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
这使得金银器不折不扣的成为了当时人们身份的标志。
不过由于金银作为食器可以延年益寿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仅用法律条文很难去限制人们对金银器的使用，这从考古发现可以得到证明，许多金银器皿都出现在一品官员以下的墓葬中。
银鎏金鱼纹小盒
另一方面，赏赐金银作为收买手段在宫廷内部权利之争中笼络人心也司空见惯，帝王为了表彰有功于朝廷的将军、权臣也常常以金银作为封赏。
史载，唐玄宗李隆基在消灭太平公主等敌对势力，巩固其统治之后，对有功之臣赐“金银器皿各一床”。
总之，金银器在唐朝宫廷斗争、外交活动、军事战争等方面成为了收买、赏赐的主要物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金银采矿和冶炼工艺的提高，以及政府强有力的管理等一系列背景，是唐朝金银器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
《新唐书 地理志》载唐代生产并贡金的府州达73处，生产并贡银的府州有68处，均超过前代。
唐朝银器经过测定的纯度都很高，一般在98%以上，可见唐代冶炼银的技术十分高超。
政府在发展金银采矿业的政策上也具有灵活性，在保证官府开采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允许和鼓励私人开采，政府则从税收中获益，如伊阳县中的一个银矿每年交税银就达千两之多。
这既充实了国库，同时也促进了金银矿业的开发和金银产量的提高。
唐中期以前，唐朝金银器的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所垄断，通过设立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等专门机构来进行管理。
技艺高超的巧匠，几乎是强制性被征调为官府服役，这使得官府作坊集中了各地有熟练技术的金银工匠，客观上提供了工匠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机会，也保证了特殊技术的传授和提高。
唐朝还制定了教授、培养后备人才的制度，金银器制作要学习四年，通过严格考核后方能成为正式工匠。
当官府工匠短缺时，工匠的后代还可以优先被选择继承父业。
唐朝后期，随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徭役上捐钱代役的现象更为普遍，官府作坊的工匠身份相对自由，致使金银器手工业领域开始突破中央政府的垄断，出现了地方政府甚至私人经营的作坊。
许多器物尤其是银器上出现工匠、私人作坊联盟行会的名字等，都是前所未见的，这使得金银器逐渐走下神坛，开始普及到民间。
金银矿开采的兴盛和冶炼技术的提高，为金银器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民间私人作坊之间的相互竞争，促进了金银器制作技艺的提高;加之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越来越多产自中西亚等地的外来金银器进入中原，其影响日益强大。
这都为唐朝金银器物的制造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共同促使金银器越做越多，越做越美，成为历史上最繁荣兴盛的“黄金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