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的真实性，确实值得我们怀疑。
新旧唐书对这件事都有记载。事件过程和细节描写基本一致。李世民在李建成那里喝了“毒酒”，心中剧痛，吐血“数升”。幸亏淮安王李神道也在场，扶着李世民狼狈不堪地回到了西宫。
李渊的反应很奇怪，他虽然亲自探望了李世民，但是处理器李建成和李元吉兄弟两个，却是轻描淡写。只是提醒建成兄弟，说李世民不能喝酒，以后不许再让李世民夜里喝大酒了。
另外一点不合理的地方是，既然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鸩杀”李世民，那就代表着完全撕破脸，以杀死李世民为最终目的。请李世民喝酒的地方又是在李建成的太子宫内。那为什么见李世民吐血数升，而不直接下手除掉李世民呢？
李建成给李世民喝毒酒算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是李建成李元吉兄弟首先“不仁”，所以李世民就可以“不义”地发动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也就变成了李世民无奈之下的正义之举。那么，借玄武门之变而登上大唐皇帝位的李世民的继位合法性也就有了。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先说李建成有没有“鸩杀”李世民的动机。这个不可否认是有的。这是因为“杨文干事件”激化了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
“杨文干事件”看似简单清晰。就是留守长安的太子李建成，趁高祖李渊带着李世民和李元吉到长安以东北的仁智宫过暑假，要谋反，结果因部下告密而失败的事件。
这次事件首先站不住脚的就是太子李建成根本没有必要搞这次叛乱。因为他是太子，继承皇位名正言顺，他最该做的，就是呆在长安什么也不做。让部下给庆州都督杨文干送盔甲，也只不过是壮大自己实力的一个举动而已。
坏事就坏在，运送盔甲的两个部下害怕了，认为太子居心叵测，于是跑到仁智宫告状。而李渊派去传召杨文干的宇文颖竟然把有人告密的事告诉了杨文干，杨文干只好扯起反旗。
宇文颖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李世民的人。宇文颖的正常做法，本应该是像李渊传召李建成一样，找个借口把杨文干骗到仁智宫，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杨文干是李建成原来的宿卫出身，他扯反旗，就等于是李建成扯反旗。对已经受召跑到仁智宫申明自己没有反意的李建成一点好处都没有，几乎可以说是陷李建成于死地。
得利的反而是秦王李世民。李渊听说杨文干扯反旗，第一时间就把李世民找来，让他平叛，许他平叛之后当太子。
再说了，如果李建成有心扯反旗，何必亲自跑到仁智宫把自己“扔”到地上，以证明自己确实没有反意呢？
可以说“杨文干事件”让太子李建成明白了，他和李世民之间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所以说，李建成“鸩杀”李世民确实有动机。
但是，正是基于这一点，李世民喝了“毒酒”，吐血数升，却没有死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竟然没有趁机“补刀”，致李世民于死地，就更让人迷惑不解了。“打蛇不死反受其害”的道理，他们不可能不明白。
所以，从李建成的举动来看，我们可以判定，他有动机，但是这次所谓的毒酒，应该是李世民借机诬告。
我们再看李渊的反应。应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只是告诫建成兄弟，李世民酒量浅，晚上就不要让李世民再喝这么多了。
这和李渊对“杨文干事件”的最终处理原则差不多，就是各打五十大板。“杨文干事件”李渊既没有废除李建成的太子位，也没有对李世民有什么具体的处理。只是抓了李建成的两个人，李世民的一个谋臣流放了事。
也就是说，李渊对这“毒酒”事件的看法就是，李世民只是喝多了，结果吐血了。而李建成兄弟则是没事找事，非得灌李世民喝酒，结果反被李世民运用了这个“吐血”的机会倒打一耙。等于在警告李世民不要逮住机会就闹矛盾，同时警告李建成兄弟不要再这么没心没肺，轻易就被人利用。
再说吐血数升这个细节。其实咱们没必要纠结。因为，毕竟《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根据唐朝的历朝实录来写的。尤其是上半部，基本没有参考别的资料。咱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借口要从史书中找自己为政的缺点，而不顾历代君王都不可以看当代国史的规矩，看到了大臣们不得已提供的删减版《高祖实录》。
他说要“削去浮词”，没有必要替自己掩饰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换句话说，吐血数升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推测是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人看来，吐血数升，并不足够致死。这样在国史中记载并不会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李世民在登基之后，追封李建成为息王，并在贞观二年下葬。对李建成的“余孽”，也采取了宽大为怀的态度，一概不予追究。
看起来，似乎更证实了李世民在这件事上心底无私，事无不可对人言讲。但是我们从近期的一个考古发现，事情似乎并不是这样。
2005年，西安的一处建筑工地上，有位工人在施工时，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块石碑。这位工人觉得这是个古物，就偷偷藏了起来。后来他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姓刘的文物贩子。这个姓刘的文物贩子看到碑文如获至宝，竟然没有倒手，而是当作心爱之物，收藏了起来。
直到2012年，该文物贩子因为别的案件被抓获。那一大一小两块石碑才重见天日。随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西安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
这两块石碑就是唐太子李建成和他的王妃郑观音的墓志。墓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处修改的痕迹。
大唐息隐王李建成墓志
息字没什么好奇怪的。是李世民在继位之后，追封李建成为息王。但是李建成的谥号“隐”有明显的修改痕迹。比别的字矮了0.12厘米。经过专家仔细辨认，原来应该是个“灵”字。
这件文物的出土，验证了《唐会要》对李建成谥号拟定过程的记载是真实的。一开始大唐的群臣们建议给李建成的谥号是一个“戾”字。这不是啥好字，是有错不改的意思。
杜如晦的叔叔杜淹建议改为“灵”字。李世民还不是很满意。因为“灵”字也算是个恶谥，是作乱但没有造成损失的意思。但是对李建成的评价，关系到自己继位的合法性，李世民也就默认了。
结果，等墓志铭刻好了，李世民却又改了主意，命令抠了重刻，于是“灵”字最终换成了“隐”字。幸亏李世民没有再改主意，否则李建成的墓志铭碑上恐怕要被扣出一个洞来。
“隐”这个字就比较平和了。甚至有些哀怜的意思。
李世民给李建成改谥号，却又不重新选一块碑材，只是把原谥号抠去重新刻新谥号。这举动，很耐人寻味。
如果单从《唐会要》的记载看，很容易让我们认为，李世民是在用“隐”这个谥号来表达对自己的亲兄弟的宽恕之意，也是为了让李建成的那些“余孽”安心，表示玄武门之变这事就不再讨论了就此“隐”去，大家一起建设大唐，更能体现一个君王宽广的胸怀。
不过，李建成墓志铭碑的发现，让我们知道，李世民的内心是有挣扎的。对李建成仍然芥蒂难去。不然，换个新的墓志铭碑对大唐皇帝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整个墓志铭碑的碑文只有五十五个字，重新刻一个碑，没这么复杂。
换句话说，只改谥号，而不换墓志铭碑，代表李世民对李建成的态度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这和史书中对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前的种种“不义”的表现的记载是一致的。是服务于李世民维持继位合法性的需要的。
所以，综上所述，所谓的李建成李元吉兄弟“鸩杀”李世民的事件，应该是李世民自己酒量不好，导致吐血，而借机在高祖李渊那里抹黑李建成兄弟的一次行为。这件事告诉我们，在竞争中，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疏忽的事情，你的对手一定会“替”你做到，甚至会比你自己做的更好。所以无论什么形式的竞争，都必须做到时时提高警惕，防止被对手钻空子。努力做到最好，是战胜对手的最好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