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明代颇有作为的皇帝，由于他的努力，永乐朝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景象，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也比较协调。但是，朱棣对皇太子朱高炽的态度却十分复杂微妙，因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围绕着这个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现象，黄淮之狱就是其中之一。
朱棣即位以后，内阁开始参与机务，而最早入直文渊阁的两个人中，就有黄淮一个。“太宗登基，召淮访以时政，称旨，命入翰林备顾问”，黄淮进入统治中心，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黄淮，字宗豫，号介庵，温州永嘉人（今浙江永嘉），洪武三十年进士，成祖到南京，黄淮归附，升侍读。永乐二年三月与解缙、蹇义等一起辅导东宫，为左庶子兼侍读，永乐五年升右春坊大学士兼侍读，此职一直到永乐十二年。黄淮的才能在当时的官员中不可多得的，正因如此，在议储时成祖向他征询意见，后来又命其入辅东宫。永乐七年和十一年留他同杨士奇等人一同辅导太子监国。由此可窥见黄淮在当时的显赫地位和成祖对他的信任，史书说他：“宠眷日隆”是符合实际的。
就在黄淮一帆风顺之时，永乐十二年闰九月，他被成祖征至行在北京下狱，其政治生活出现转折。
永乐十二年七月，成祖北巡还次沙河。太子遣兵部尚书兼詹事金忠。指挥使杨义进迎銮表，“上怒其缓且失对”，说“此辅导者之不职”，于是征黄淮、杨士奇、蹇义至行在。黄淮被押送先到，六部等交章奏其罪，于是关在锦衣卫。蹇义行至中途被释放，士奇后被宥还职。同时被征的还有金问、杨溥，他们与黄淮一同被关在狱中。
黄淮得罪与汉王高煦的倾陷有很大关系。黄淮在议储时就反对高煦做太子，他说：“立嫡以长，万世正法”，因此种下了他们之间矛盾的种子。以后黄淮又不断与汉王有冲突，其中以讨伐李法良的事最突出。
永乐八年，李法良起事于长沙，皇太子命丰城候李彬去讨伐，高煦怕太子立功而“疑沮之”，说李彬不可用，黄淮反驳说：“丰城老将，必能成功”，后来果然李彬擒获了李法良，从此汉王对黄淮更加忌恨。此次黄淮入狱就是“汉庶人中以蜚语”的缘故。黄淮是太子身边的重要人物，对太子很有影响，打击他就打击了太子，这才是高煦的真正目的，他一直是想做太子的。
那么，成祖为何就这么相信汉王的话呢？
原因是对于太子监国他是存有戒心的。过去史家们对这一方面很少涉及，只强调汉王的作用，的确，汉王在打击太子问题上不遗余力，但永乐十五年高煦被安置乐安州以后，东宫官僚和太子并未就此安稳。永乐十六年赞善梁潜、司谏周冕又下狱，次年被诛。永乐二十年杨士奇下狱，非东宫僚属因涉及太子而得罪的官员此时还有吕震、蹇义等。永乐十六年梁潜下狱后，史称“复疑太子”。可见，并不是仅因为高煦的谮言成祖才对太子犯疑，更主要的是其主观固有的原因，高煦的流言只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成祖的猜疑贯穿太子监国的始终。
猜疑太子，就是怕他在自己生前夺权，这种担心的出现，根据当时情况看，盖基于两点：一是太子的年龄较大，二是由于监囤，权力中心发生移动。
高炽被立为太子时已经27岁，永乐七年第一次监国时32岁，十二年他已47岁了，年近半百。一般说来，他是不会希望自己的这种处境更长地持续下去，因此这对朱棣来讲，就存在着一种威胁。另外，由于成祖忙于北巡，国家日常政务由太子处理，权力的重心发生转移，这也会使一向专权的朱棣产生一种危机感。
再加上六太子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不甚合他的意，直接导致了猜疑的发生。永乐七年，成祖听说皇太子因事严厉谴责了刑部尚书刘观，他赐书太子“文武群臣皆朕所命，虽有小过，勿遽折辱”，又说：“天下机务之重，悉宜审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细，其敬之慎之”。此种例子还有很多，维护自己任命者的利益，正是成祖不满意太子的表现。
那么朱棣对太子有没有防范呢？
朱棣是刚强有力的，他对太子进行了限制防范。除了对官僚屡兴问罪之外，还一方面对太子做的事“率多更置”，另一方面用条文进行法律约束。
永乐七年和十五年两次北巡之前都向太子和辅臣们颁布留守事宜，在用人、祭祀、典礼、处罚官员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比较前后两项规定，永乐十五年的条文要更详尽，而且太子的权限被大大缩小了，比如在官员犯罪的处罚上，七年规定“内外文武大小官员有犯，所司具启准问者问之”，而十五年的规定却是“在京文职官有犯，堂上官奏闻待报，五品以下具启收问在外文职员有犯，方面及四品以上官，所司奏闻收问，五品以下者具启问之”。所谓“奏闻”指报告成祖，“具启”是向太子报告。可见，人事权成祖看得极为重要，从而把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所以说，黄淮是这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其中高煦的作用只是片面的，事实上朱棣才是更为主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