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现实主义的超级粮仓
位于河南浚县的黎阳仓仓窖清理现场
上图为发掘于河南浚县的隋朝超级粮仓——黎阳仓的一个地下仓窖。1400年前，这种阶梯式下探的单个仓窖可储粮40万斤。
仓窖先进的干燥储藏技术
隋代仓窖不光储量巨大，而且采取了先进的储藏技术。在泥土层之上，依次覆盖有烘干窖壁、碎石黑灰、草、木板、席子、谷糠、席子等多个隔离层，以维持窖内空间的干燥性。储存其中的粮食也以包含麸皮的粟米为主，以进一步提升保质周期。
目前，黎阳仓已探明仓窖储粮能力达3360万斤，可供8万人吃1年。已经是惊人数字。
但如果参照同期其他粮仓体量，你会发现该数字可能不及黎阳仓设计容量的十分之一。
大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下令在关中、中原等地同时修建四座超级粮仓：黎阳仓、河阳仓、常平仓、广通仓（后避隋炀帝杨广讳，易名永丰仓）。
大隋六大超级粮仓，四个为文帝所建，两个为炀帝所建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手笔布局，一是因为隋文帝平生节俭，居安思危的储粮行为符合其性格；二是因为现有粮仓储量有限，不足应对不时之需；三是因为天量的超级粮仓看似魔幻，但实则比分散的小粮仓更易于集中管理。为保障其安全，每个粮仓均以高墙围绕，辅以精兵把守，俨然堡垒式的城池一般。故也称仓城。
隋文帝杨坚
当超级粮仓建好后，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如何把天量粮食运入其中？为此，隋文帝特地下令于蒲、陕、虢、熊、伊、洛等十三州（地级市）招募运米壮丁，司职粮运工作。同时，朝廷还发出悬赏令：若有人能从洛阳运米四十石（约4000斤）到常平仓（全程约145公里），可免当年兵役。
更为极致的是，隋文帝甚至还挖掘了一条西起首都大兴（即长安），东至广通仓/潼关，全长三百余里的运河——广通渠，以进一步加强广通仓与首都之间的联系。
粮仓内的漕运沟。通过它，船只可直接开进粮仓装卸粮食
在多渠道合力运输下，各大超级粮仓的库存也逐渐充盈而来。
随后数年，关中遭遇大旱。为赈济灾民，隋文帝仅从广通仓便调出了3亿多斤（三百余万石）粮食运赴灾区。超级粮仓定海神针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但在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当关中又一次遭遇旱灾时，隋文帝却没选择再开超级粮仓，而是让百姓前往中原等未受灾区域“就食”。文帝逻辑是，粮仓救急不救穷，如果无限制开仓供应，难免坐吃山空。而中原一带没有受灾，粮食供应充足，关中百姓到这里，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购买加官府补贴等方式获得生存。
也就从这时起，超级粮仓的功能导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应对“不时之需”的作用逐渐淡化，转变为单纯支撑军事作战的战略后勤基地。
隋炀帝杨广的超级体系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于洛阳附近修建了两座超级粮仓：兴洛仓（又名洛口仓）、回洛仓。
其中，兴洛仓单窖储量达80万斤（为黎阳仓单窖储量两倍），共有粮窖3000个，是大隋第一个总储量超10亿斤的粮仓（合计24亿斤，或2400万石）。围绕粮仓的城墙方圆达二十里，堪称超级粮仓中的“银河战舰”。
规模更为巨大的兴洛仓仓窖
不过，规模惊人的兴洛仓只是杨广雄心勃勃计划的一小部分。自登基以来，杨广便将隋王朝重心由长安东移至洛阳。在这里，他不光新修了两座超级粮仓，还全新打造了一座固若金汤的洛阳城作为新首都。同时，杨广又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南挖运河连通扬州、余杭（今杭州）；向东北挖运河连通琢郡（今北京），构建了一条全长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作为全新漕运体系。
全长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
平时没事儿时，杨广便坐镇洛阳城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不计其数的军粮便可自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超级粮仓蜂拥而出，与全副武装的士兵一道，经水路强大运力，快速抵达京杭大运河超千公里沿线的任意一点。
这是一个集超级城市、超级粮仓、超级军队与超级运河于一体的超级应急体系。通过该体系，大隋对于天下的控制力在理论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运粮民夫为何要上山为匪？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乘龙舟沿京杭大运河来到琢郡（今北京），向天下揭示高句丽国王高元恃远不服之罪，并预告即将在辽东启动一场超级战争。
隋炀帝杨广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在杨广于琢郡频繁露面的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运粮活动已拉开了帷幕。首先，天量军粮自其源头——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超级粮仓输出，并以漕运和人工推车步行（江、淮以南民夫）两种运输方式先期运抵隋王朝的北方基地——琢郡。琢郡功能类似于现在的物流集散中心。在这里，隋王朝将重新征集山东、河北、河南一带的民夫计六十余万人，以两人一组，合推一车，每车载米三石（约300斤）的方式，自琢郡（北京）步行前往位于辽东前线的泸河（今辽宁省锦州市西，距琢郡约500公里）、怀远（今辽宁省辽中县，距琢郡约600公里）两镇。
也就在这时，山东一带开始有人上山造反。比如一位叫王薄的山大王为吸引新人入伙，还推出了极具煽动力的土匪形象主打歌曲——《无向辽东浪死歌》。
王薄塑像
当时是大业七年，辽东战争尚未开打。这帮人好端端的并未上战场，为何非要放弃平静生活，上山为匪呢？要解答此问题，我们需要算笔账。
王薄居住地位于山东邹平市。如果他被官府征召，首先需要步行约450公里，到达琢郡。以每天走30公里计，需耗费15天。然后，他再从琢郡推车运米走600公里路程进入辽东。由于是负重前行，且道路崎岖，其速度自然大打折扣。以每天10公里计，需耗费60天。两段路程共计75天。
那么问题来了，运粮民夫处于高强度劳动状态，每天少说得消耗1.5斤米。而以75天的全程计，需消耗112斤米。
可以肯定，民夫不可能从家中随身携带上百斤粮食以自用。唯一可行办法是先自备干粮到琢郡。待推车运米之时，暂用车上公粮充饥（总计约300斤，合3石）。到辽东后，再花钱于当地购买粮食，补齐差额。
如果在战备之前，富裕的大隋粮食充足，其米价可参考大唐贞观时期，约每10斤（每斗）5文钱。周转所需经费并不大。
但如果是战备输送期间，一切便有所不同。由于辽东地处帝国偏远地区，粮产有限。民夫数量却达六十余万之众，购买需求巨大。各方推波助澜之下，最终，辽东一带米价便由平日的每10斤5文钱飙升近百倍，达到每10斤数百文！
《资治理通鉴》：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
这就仿佛股市的空头陷阱一样：许多历尽艰辛到达目的地的民夫因米价过于高昂，已无足够费用回购差额公粮。如果他们不想因“私吞军需”之罪受到严厉惩处，唯一办法就是上山为匪，和王薄一起唱响那首熟悉的旋律——《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资治通鉴》：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
行军打仗，必然成本高昂。而大隋在第一次辽东战争中砸入的士兵数量高达113万3800人，其资源消耗将是天文数字。然而，大隋朝廷将运粮成本完全转嫁民夫，却对其自身消耗与物价扰动熟视无睹。最终，无路可走的民夫只能上山为匪。
附着在战争背后的灰色产业链
大业八年、九年、十年，隋炀帝杨广连续三次发动了百万军队级别的辽东战争。因国用吃紧，对民间赋税的征缴也日趋峻急。但在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因大量劳动力或忙于军备运输，或上山为匪，以至田地荒芜，物收匮乏。要在短期内筹措官家所需米、棉、丝、麻等物，许多百姓只能自市场购买。
然而，地方官员因消息灵通，往往提前于市场买空关键物品。待公文贴出后，再坐地起价，获取数倍高额利润。
久而久之，民间储蓄尽被搜刮一空。良民无以为继，如不能上山为匪，便只能卖身为奴。
《资治通鉴》：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贱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间，价盈数倍，裒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山东洪水肆虐，关中瘟疫干旱并行。因缺乏粮食，受灾区域出现大面积饥荒。
为救济灾民，隋炀帝杨广终于打破了超级粮仓仅用于军事用途的陈规，宣布开放位于关中的永丰仓（即广通仓）、位于河南的黎阳仓两座超级粮仓，供灾民食用。
然而，圣旨如期下达，官员们也如期开仓，却仍无法遏制饥民大批死亡的趋势：河南一带“死者日数万人”，关中一带“死人如积，不可胜计”。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隋书 食货志》进一步解释了细节：官员们虽然打开了粮仓，但把米从粮仓搬出来的速度却仿佛慢镜头回放，堪比《疯狂动物城》中的考拉。咫尺之遥的粮食，移动竟需十天半月。就如同奶茶店为凑排队人气故意磨蹭出茶速度一样，管粮仓的官员其实也是一帮演员——我们接受命令了，我们也在运米，只不过运米的手脚有点慢，并非态度不端正。
官员们这么做的动机也非常简单：因为一旦有免费的粮食供应灾民，就没人再花巨资去购买由灰色产业链提供的高价粮食了。
于是，前来接受救济的饥民还没等到粮食出库，便已活活饿死一大片。而一些人即使后悔想回去，也已经没有了力气。
《隋书 食货志》：关中疠疫，炎旱伤稼，代王开永丰之粟，以振饥人，去仓数百里，老幼云集。吏在贪残，官无攸次，咸资镪货，动移旬月，顿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积，不可胜计。
《资治通鉴》：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
随着战争的延绵不息，这条由官府人员参与其中的灰色产业链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仿佛黑洞一般，不断吸食民脂民膏。因其具有官方背景，百姓无处申诉，破坏力也就格外惊人。以致出现了一边开仓放粮，一边饿殍遍野的千古怪象！
超级粮仓的不速之客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值杨广第二次发动辽东战争之际，礼部尚书杨玄感主动请缨，坐镇黎阳仓，负责军粮督运。
待中央军开赴辽东前线后，杨玄感随即宣称有人谋反，从而让整个黎阳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然而，看着一帮神情疑惑的下属，杨玄感却心情复杂：所谓的谋反其实子虚乌有，真正想搞事的是他本人。不过，这些话他无法对下属明说，一帮司职运米，苦不堪言的车夫、船夫才是他的知音。
于是，杨玄感从黎阳仓的民夫队伍中选出了五千余车夫，三千余船夫，告诉他们真话：皇上无道，不恤百姓。今天将与各位起兵，不为别的，只为终结辽东战争，救万民于水火。大家也不用再去辽东了。
此言立即引起了民夫们响彻云霄的欢呼。
于是，杨玄感便率领着这支以车夫、船夫为主的近万人军队，挥师南进，直逼大隋首都——洛阳城下。在这里，杨玄感再次向天下人分享了他志在终结辽东战争的愿望，同时宣布开仓放粮。此举得到了更广泛平民与土匪的热烈响应，起义军规模很快便超过了十万。
吏部尚书、贵族子弟杨玄感
闻讯杨玄感起兵消息后，大隋中央军慌忙自辽东回撤，并以绝对优势兵力迅速扑灭了此次叛乱。事情虽然平息了，但杨广却认为杨玄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太多，太多就要谋反。所以，他要求，凡是参与叛乱的，一律以谋反罪诛杀；凡是接受过开仓放粮的，一律活埋。
《资治通鉴》：帝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
杨广的强硬观点，也就意味着他不认为征伐辽东有任何过错。这便为下一年的辽东战争及大隋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至四年之后的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三次辽东战争均告结束。隋炀帝也离开中原，远赴扬州。此时，天下早已纷乱不堪，一些地方的土匪规模也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十万以上规模级别。
也正是在这一年，原杨玄感的军师，同样是贵族之后的李密领着他的瓦岗军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与其他土匪遇官府绕着走不同，辅佐过杨玄感叛乱的李密自下山第一刻起，就把当时兵精粮足的洛阳城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但要击败拥有超级堡垒与超级粮仓的敌人，他还需要一个跳板。
于是，李密便向洛阳派出了大量斥候骑兵，导致后者进入到高度紧张的战备状态。随后，在一个黑暗的夜晚，这位军事天才却人衔枚、马裹蹄，投入七千余精兵，一举拿下了仅千余人把守的大隋最大粮仓——兴洛仓！
兴洛仓与洛阳城距离仅六十余公里，不采用声东击西之计，事情不会这么顺利。而这个靠偷袭手段获得的天下第一大粮仓正是李密问鼎中原，鱼跃龙门的理想跳板！
接着，李密一边采用诱敌深入、围魏救赵、围城打援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谋妙计将洛阳军队打的满地找牙，一边祭出杨玄感当年大获成功的一招——开仓放粮，以吸引蜂拥而至的饥民加入队伍，快速做大集团规模。
经过双方数十轮交锋，洛阳方面不仅没夺回兴洛仓，反而在争斗中又失去了第二座超级粮仓——回洛仓，陷入到粮食供应极为窘迫的境地。而春风得意的李密则在天量粮食的支撑下，短期内便成为拥兵超四十万的超级霸主。可谓踏着超级粮仓崛起的巨人！
有“隋末项羽”之称的中原霸主李密。在其巅峰期，连李渊也俯首称臣。
也正是在同年，李密又派兵攻下了黎阳仓，并宣布任何人可自由取粮，从而结束了该粮仓一边赈灾，一边饿死平民的怪异现象。
无独有偶，唐高祖李渊也于当年占据了关中的永丰仓，实行开仓放粮。这才解了关中灾民的燃眉之急。
从黎阳仓、永丰仓前后不同的赈灾效果看，只有大隋灰色产业链被彻底旁路，粮仓由李密、李渊这些反对势力完全控制时，其本该具备的救灾功能才算恢复正常。可见大隋之亡，实在不值得同情！
超级粮仓到底有没有用？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杨广最亲密的支持者——御林军发动了叛乱，以一根白绫结束了这位皇帝的性命。时间跨度39年的大隋王朝随即宣告灭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时候，由隋文帝、隋炀帝两代人苦心构建的六大超级粮仓已悉数被李密、李渊们占领，而杨广直到临死前一天却仍在为紧缺的粮食发愁。
为何手握一手好牌，杨广偏偏要打得稀烂？
首先，隋炀帝不可谓不聪明。其建设洛阳城，打造超级粮仓，挖掘京杭大运河的巧妙构思与宏大气魄堪称天才般设计。但如此聪明之人却偏偏想不明白为何天下人都反对辽东战争。
其次，隋炀帝也不可谓不精细。但他宁可把自己的精细用在调查洛阳城外到底有哪些人接受过杨玄感的米上，也不肯深究天下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民夫上山为匪。
倘若仔细分析隋朝末期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一连串细节工作失误是招致其灭亡的直接原因。比如民夫消耗与辽东米价的矛盾，民间乏物与灰色产业链的矛盾，洪涝灾害与不肯开仓放粮的矛盾，甚至每一次的辽东战争也能找出诸多不足。
然而，隋王朝也具有足够多的机会来修正错误：如果体恤民夫，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山上土匪；如果吏治从严，就不会有如此之“黑”的灰色产业；如果及时开仓放粮，就不会有如此之冤的饥饿亡魂。
但如果一个王朝屡次三番犯错，却从不反省悔改，那就不是细节问题，而是导向性问题。
倒是杨广的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天下人不能太多，太多就要谋反。究其根本，就是不认为天下人有多么重要。有这种皇帝，我们也就能想象为何下面会有宁可饿死人，也要中饱私囊的灰色产业链官员。
多年之后，唐太宗李世民与大臣聊到隋王朝的超级粮仓时不禁感叹，开皇十四年，隋文帝为了保障粮仓积蓄，不再开仓放粮，结果到末年时，天下竟储备了足够五十年食用的粮食。而炀帝穷兵黩武，奢侈无度，很快便丢掉天下。可见，粮仓没必要存储太多粮食，能够借以度过灾年就可以了。
《贞观政要》：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那么，李世民的谈话便带来一个新问题，超级粮仓到底有没有用？
最初，隋文帝建设超级粮仓的目的，确实是为了应对灾害需要。但为何到开皇十四年便改变主意？或许是觉得粮食的运输、保存成本巨大，一朝散尽有所不甘。但不论如何，超级粮仓都已经失去了如同蓄水池一般的赈灾功能，沦为单纯军事用途。
不过，在隋朝末期，单纯军事用途的粮仓不但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成为壮大对手的“主要帮凶”，堪称千古笑柄。而李密、李渊们所做事情其实也非常简单，那就是采用开仓放粮的方式，恢复了粮仓本该具有的赈灾功能。
因此，李世民的潜台词是，粮仓的主要作用还是在赈灾。如果其储存粮食多到离谱程度，还不如交到民间，让老百姓自己去保管。
换言之，虽然“民以食为天”，但如果没有了民，粮食便失去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