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两宋时期，执行调整货币币值政策后，反而使“钱荒”问题加剧——实体商业的繁荣，带动了商业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对商业有独到见解的士大夫，在货币领域亦是如此。两宋时期政府针对“钱荒”问题在货币币值上提出了许多经济措施，这与过去专制王朝相比不再是一味用政治来管理经济，而是用经济政策约束和引导经济，确为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
调节货币币值
专制王朝的根本没有发生改变，阶级和剥削仍然是统治阶层的生命动力，在此影响下，两宋时期政推行的关于调整货币币值的政策常常被贪官污吏借用以谋取私利，对“钱荒”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助推作用，对社会货币经济体系的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虽然也在客观上促使了北宋政府减少铜币增发当十大钱使得流通中的铜币数量进一步减少，但是其主要影响还是在铁钱流通中，可以说“铸大钱”的行为是两宋时期东南地区乃至全国铜币短缺的“钱荒”问题的一个附带危机。
短陌钱现象
短陌钱现象其实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金属铸币流通领域之中，在两宋时期贱金属货币经济体系确立后，由于铜铸币质地差异广泛存在着这一事实，导致币值与币价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导致的货币问题，不仅民间自发的行用短陌制度，后来的两宋官方政府也开始公开推行。
所谓短陌又称欠陌钱、短钱，是指以实际不足一百价值的钱在交易中当作价值为一百的钱使用的现象，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其考证类著作《困学纪闻》一书中提出了“唐末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時王章又减三钱，始有省陌之名”，也就是说两宋时期的官方制定的短陌制度应为七十七百。对于短陌制度的成因。
中国著名学者李槐在其著作《短陌研究》中提出“短陌就是这种货币体系缺环状况（贵金属货币的缺失）下货币体系的自救，是这种混乱局面下货币的不规范的表现。短陌就可以理解为是普通金属货币与贵金属金银之间比价的变动。”
李槐先生这一观点可以说基本上正确地从货币体系结构的角度探讨了短陌的根源，但笔者拙见，李先生的的观点中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中并不像近代西方一样存在主辅币的制度，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有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规定，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普通社会百姓中有多少人可以将黄金与铜币的流转实现常态化呢？
而两宋时期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产品商品化和专门从事商品粮生产的特定阶层的出现，民间商人和百姓是此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所以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观点还有些地方需要再商榷。那么政府之所以要规定如此费时费力的“铜币内部兑换制度”究竟为何，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铜币的造价与铜币的币面价格是不相等的。
虽然历代对铸币的重量、形制等均有所规定，但由于所铸造的是体积和质量都较大的金属货币，各铸造地点的生产条件、管理水平、工艺水准等指标不完全一致；再加之政府行政执行效率低下和朝廷财政支出紧张的限制，使得统一的合乎标准的官方铸钱做到充分供给非常困难；再加之两宋时期铜材是重要的社会财富。
无论是佛道二教对铜器的需要还是民间商人百姓私销铸器以换五倍之利的暴利行为，都使得人们对铜材的渴求大于对铜币的渴求。而且投入市场进行流通的铜钱，不仅有官铸的标准钱、超重钱和减重钱，甚至还有大量的古钱、私铸减重钱乃至劣质钱等多种货币在同时流通，使得在一个地区当一枚使用的铜钱，在另一个地区可以当多枚来用，使得铜钱内部分裂成了有上等铜钱（即良币）、中等铜钱和下等铜钱（即劣币）三个层级。
“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模型岿然纸上生动可见，良币铜钱必然为人们贮藏并退出流通领域。那么既要将这些质量不同的铜币都送入市场流通以保证流通中的货币供给量，又要稳定货币运行体系，就需要一种折价比率将不同质量的货币有序的连接在一起，也就是短陌制度。
有宋一代政府试图通过短陌制度使流通中的核心货币——即铜币，其内部的币值实现一种以折价为基础的稳定，紧接着使这种稳定也可以使下属的铁钱等次等货币与铜币之间实现以折价为基础的稳定，从而稳定“钱荒”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宋政府的这种做法是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做法并没有涉及到“钱荒”的本质，只是实现了表面上全国“货币币值的稳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具有贮藏职能的官方标准铜钱被大量收藏这一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再加上南宋与金对峙时期，金朝就曾经使用短陌制度反向吸引南宋的铜币进入金朝的货币流通体系，反而是减少了南宋市场上的铜币流通量，所以短陌制度对“钱荒”问题的缓解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夹锡钱
两宋时期政府调整货币币值第二种方案是铸造“夹锡钱”，“夹锡钱”是非常具有争议的一种钱币，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钱币到底是铜钱还是铁钱存有疑问，根据《宋史·食货志下二》中的记载是用铜八斤配合其他材料制成，但后世研究者则更倾向于是铁钱，其原因就在“夹锡钱”铸造的初衷上。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夹锡钱的铸造起因于河东运判洪中孚的建议：“二敌以中国钱铁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三当十铁钱。”
也就是说，为了防止辽和西夏熔化从宋境内获得的铁钱改制兵器‚所以北宋政府同意了在河东、陕西两地铸“夹锡钱”，这本是一个北宋政府出于政治和军事防御目的而推出的一种西北地区地方性的针对铁钱的货币政策，其铸造之初与东南地区的铜钱“钱荒”问题并无太密切的关联。但后来主政的蔡京很快将其推行到全国的其它地区。
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内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铸行夹锡钱，这种行为已和夹锡钱铸造的“初衷”完全背离，本文所讨论的主要也是蔡京在全国推行的“夹锡钱”对“钱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据《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篇记载，在宋代的各类金属货币中，“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可见在后人的记载中认为北宋的“夹锡钱”是一种对货币经济体系无益的“劣币”，那么又为何要铸造并推行至全国呢，这需要从铸造“夹锡钱”的宋徽宗时期的社会情况入手解释。据宋人陈次升撰写的《谠论集》中所记载，崇宁元年期间“凡百用度不赀，而利源缺乏，府库空虚。”
还有《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篇记载到“国之经费往往不给”，这指出了宋徽宗时期国家财政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国家所持货币不足，无法实现对国家政策的供给和自身的盈利。而关于这一问题，俞兆鹏先生在其所著文章《论夹锡钱》中也提出了宋徽宗时期大力推行“夹锡钱”的原因是财政困难，并且具体指出了军费、官禄和营造三个方面财政开支的浩大。
蔡京就是在宋徽宗时期这种财政困境下开始执政，他以阻止陕西等地铁钱价值的下滑使铁钱的价值和流通回到正轨为借口继续推行王荆公变法，但从结果来看其背后实则是假借政府的名义大肆敛财。在《宋史》中曾有记录过蔡京在推行了“夹锡钱”后向宋徽宗上奏道：“今泉币所积贏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倍礼。”其目的可从中窥知一二。
具体到货币币值上，北宋政府接受了河东运判洪中孚上奏铸“夹锡钱”的事宜后，在河东、陕西地区铸造以一当铜钱二的“夹锡钱”，原本是三四个铁钱换一个铜钱，现在则变成了一个“夹锡铁钱”就可以换两个铜钱，这等暴利行为不仅使政府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抵御了辽与西夏从宋境内吸收铁钱打造兵器的军事目的，另一个方面也使政府在商业贸易中赚得盆满锅满，同时还激起了民间的私铸成风，铜铁钱币的币值进一步混乱。
结语
总的来说，由于夹锡钱不易与一般铁钱区别，实际上很多地方或是仍以普通铁钱充作夹锡钱与铜钱进行兑换，所以当蔡京将“夹锡钱”推广至全国后，东南地区“钱荒”问题的加剧也就不言而喻了，以至于《宋史》中载连宋徽宗也感叹曰“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