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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经过多年来认真充分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完全成熟，于是发所部兵马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少数民族士众15万，号称20万大军，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
安禄山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迅速夺取洛阳、长安，以最终颠覆大唐王朝，取而代之。
1、三条计策
具体部署是：
以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驻守平卢，别将高秀岩防守大同，以巩固后方基地，并保证军需物资、兵源补给生命线的畅通无阻；其余诸将则追随安禄山率大军南下。
当夜安禄山即统率大军出发，第二天早上，安禄山于范阳城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与誓师。
为了严肃军纪统一号令，以讨伐杨国忠清君侧为名，张榜于军中：
“有异议煽动军人者，斩及三族。”
然后，率大军浩浩荡荡、杀气腾腾地南下。
南下途中，安禄山略施小计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臧均率20余名奚族骑兵以献射生手为名，于十日乘驿马抵达太原。毫无戒备的北京（唐称太原为北都）副留守杨光翙（huì）出城迎接，结果轻而易举地被何千年等人乘机劫持而去。
太原属官遂当即遣人昼夜兼程将安禄山举兵兴乱之事驰报京师。
关于如何用兵、选择最佳进军路线，以取得最好效果，一些将领曾相继向安禄山献计献策。高邈认为李光弼足智多谋，骁勇善战，是个难得的将才，所以，他力劝安禄山将李光弼调来任左司马，结果安禄山一笑了之，未置可否；不久，他又建议以献射生手为名，径取洛阳，不杀杨光翙，以免过早地将起兵之事张扬出去，使唐朝早有防备，以逸待劳。
安禄山仍未采纳。继之，何千年也提出过建议，但最后都被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安禄山所拒绝。
2、唐玄宗的轻敌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皇家的清歌曼舞，也冲被了千家万户的升平假象。
安禄山叛乱的消息，直至十一月十五日，经过七天才传递到临潼的华清宫。
开始时玄宗居然还不相信安禄山真的会举兵兴乱，仍心存侥幸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
但是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宣告了玄宗幻想的破灭，这才极不情愿地正视现实，赶紧召集大臣们商量应急对策，朝臣们闻知安禄山兵起范阳，挥师南下，无不惊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
唯有宰相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兴奋异常，因为他不厌其烦向玄宗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
就在群臣们忧心仲仲、无措手足之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而不群的超人才能，装出一副处乱不惊，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侃侃而谈，甚至口出狂言：
“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
对杨国忠这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胡言乱语，玄宗亦点头称是，深信不疑，实可谓“君臣默契，一体同心！”
为了应急，玄宗只派了特进（唐朝的退休高级官员)毕思琛驰赴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赶赴河东，并命令他们就近招募数万人，以抵御安禄山。
试想以临时招募拼凑的由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之徒所组成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挡车，以卵击石，岂不可笑可悲！
但这另一方面又是玄宗朝兵力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写照，因为此时京畿地区已无可调之兵，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十一月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奏事。
封常清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玄宗趁机向他“讨教”讨贼方略。
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亦犯了兵家之大忌，也就是在对敌人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他向玄宗夸下海口：
“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箠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
玄宗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托付于封常清。
封常清当天即乘驿马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很快募兵6万人，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
3、唐玄宗的军事部署
十一月二十一日，玄宗鉴于大敌当前，提前返回京师长安，回京后即下令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斩首示众，同时赐荣义郡主自尽。
接着，为了消除隐患，召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安思顺虽与安禄山同族同宗，关系密切，情逾手足，但是他事先曾“大义灭亲”揭发过安禄山欲图谋不轨，所以，他才免遭杀身之祸。
尽管如此，玄宗对他还是放心不下，这才借调任其入京为户部尚书之机，解除了他的兵权，并置于自己的严密监视之下。
这时，玄宗亦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绝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于是他又匆忙调兵遣将，重新部署。
首先他任命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郭子仪（公元697~781年），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其父郭敬之，曾历任绥、渭、桂、寿、泗等五州刺史，后以子仪缘故，赠太保，追封为祁国公。
郭子仪在其父的熏陶、教育下，自幼就酷爱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及其长大身体魁梧，相貌秀俊，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可歌可泣、灿烂辉煌的戎马生涯。最初任左卫长史，其后累历诸军使，并逐步被提升为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太守、朔方军右厢兵马使。
郭子仪是唐代中期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一生是在军旅中度过的。他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官60余年，长期掌握唐王朝的军政大权。不管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还是在保卫唐朝边疆的战斗中，郭子仪悉怀着对唐王朝的赤胆忠心，率领军队英勇作战，功勋卓著，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后世史家盛赞他“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
郭子仪即从此时拉开了他辉煌壮观的人生序幕。
继之，玄宗又增设河南节度使，统领陈留（治今河南开封）、睢阳（治今河南商丘县南）、灵昌、淮阳（治今河南淮阳）、汝阴（治今安徽阜阳）、谯（治今安徽毫县)、济阴（治今山东定陶县西北）、濮阳（治今河南濮阳)、淄川（治今山东淄博市）、琅玡（治今山东胶南县琅玡台西北)、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市）、临淮、东海（治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等十三郡，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并在安禄山叛军进军方向上的各郡设置防御使，组织地方军事力量，阻止安禄山叛军南下，以屏蔽江淮。
又以程千里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市）长史，以固山西。以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就地募兵，控制关隘要点，阻止安禄山叛军西进。
十一月二十二日，玄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又以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前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为副元帅，统率诸军东征。
与此同时，玄宗复出内府钱帛，在京师招兵买马，组建部队，很快就招募到11万人，号“天武军”，但应募者绝大多数为市井子弟。十二月初一，高仙芝率领步骑兵5万从长安出发，进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
至此，玄宗在仓促之间完成了备御安禄山进军的军事部署。从总体上说这些军事部署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玄宗的应变能力。
安禄山亲率15万大军自范阳起兵兴乱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
其“时兵暴起，州县发官铠仗，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吏皆弃城匿。”再加之“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获，无敢拒之者。”
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很短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蹂躏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叛军进至河南灵昌郡（治今河南滑县）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河水浅，为了迅速渡过黄河，叛军用长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
一夜间，冰冻后如同一座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踏冰越过黄河，然后偷袭了灵昌郡，至此，安禄山叛军进入了河南道境内。
4、叛军的凌厉攻势
十二月初五，安禄山叛军包围了陈留，这时，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赴任不几天，闻叛军已至，遂匆忙率兵登城，兼守要害之处。陈留守城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的从未上过沙场，没有任何战斗力的乌合之众，一听到叛军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吓得胆战心惊，瑟瑟发抖，连盔甲也穿不上了。
所以，叛军一攻城，立刻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声势浩大，难以与其抗衡，为苟且偷生，遂不战献城出降，陈留失守，张介然亦不幸被俘。安禄山率叛军从北城进入陈留，听到其子安庆宗已被朝廷杀死的消息后，捶胸顿足，恸哭不已。
接着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张介然及上万名降卒悉被残酷杀害，以至“血流如川”。
继之，安禄山命其部将李庭望为节度使，驻守陈留，自己则挥兵西向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波率众拒敌，叛军气势汹汹，军容威严，守城将士见状无不为之色变，及叛军擂起战鼓，吹起号角，向荥阳城发起进攻，守城将士更被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从城头上跌落下来，即所谓“自坠如雨”。
十二月初九，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不幸遇害，以身殉国，安禄山以其部将武令珣镇守荥阳。
荥阳本为洛阳的东面门户，荥阳失守，洛阳则门户洞开，直接暴露在安禄山叛军面前。
安禄山叛军自进入河南道以来，屡战屡胜，军心士气为之大振，气焰更加嚣张，所以，安禄山在攻下荥阳后未及休整，即遣其大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等为前锋，率精锐部队进袭洛阳。
唐洛阳主将封常清看到安军进展迅速，便切断河阳桥，屯驻武牢，凭险拒敌。
遗憾的是，封常清仓促之间所组建起的这支新军，悉为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的市井之徒，或无业游民。所以，两军对垒交战时，这支新军在安禄山叛军的铁骑冲击下，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收集残部，与叛军再战于葵园（今洛阳城郊)，复遭惨败；继之，又与叛军战于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三日，洛阳失守，叛军自四门突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率残部同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的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复败。最后，只好忍痛从洛阳宫苑西墙的残破处，越墙弃城西逃。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
河南尹达奚珣贪生怕死，寡廉鲜耻，不战而出降安禄山。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吾曹荷国重任，虽知力不敌，必死之！”
卢奕亦点头称是，愿同李憕共赴国难，誓死不降。之后，李憕又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但是，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
李憕泰然自若，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间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
其属吏早已踪影皆无。安禄山派兵将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捉来，卢奕见到安禄山，大义凛然、慷慨陈辞地痛斥安禄山举兵兴乱的罪状，并无怨无悔、极为自豪地对安禄山的死党说：
“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
安禄山听了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他们三人残酷地杀害了。
5、封常清的轻敌
安禄山占领洛阳后，任命其心腹张万顷为河南尹，继之复派兵追击封常清。封常清率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逃奔陕郡。
这时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信息后，惊慌失措，遂弃城逃之天天，跑到河东避难去了，陕郡城中的吏民百姓亦作鸟兽散，四处逃亡。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屯守陕郡的东征副元帅高仙芝，却未能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兵把守。
当高仙芝见封常清率残兵败将从洛阳前线溃不成军败下阵来，方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禁忧心如焚，焦虑不安，于是急忙向他询问两军交战的情况。
封常清经过连日浴血奋战，接连失利，迭遭重创之后，这才真正认识到蓄谋已久、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安禄山叛军力量的强大可怕，不禁为自己战前因麻痹轻敌、口出狂言而羞愧不已。
羞愧痛心之余，他极为严肃地对高仙芝说：
“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
高仙芝听了觉得颇有道理，遂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匆匆收兵，退守潼关。在撤军途中，叛军紧追不舍，所以唐军不战自溃，争先夺路而逃，以至人马拥挤践踏，死伤惨重。
及至潼关，未暇休整，高仙芝便指挥唐军将士抓紧时间抢修守备工事，加固城防，以滞阻叛军进攻。不久，叛军先头部队赶到潼关，见潼关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无机可趁，遂只好引兵无功而返。
安禄山命其大将崔乾祐驻守陕郡，相机攻取潼关。至此，河南的临汝、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济阴、濮阳和云中（治今山西大同市）诸郡，悉闻风丧胆，向安禄山俯首称臣。
安禄山自范阳举兵兴乱，仅用了短短的35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东都洛阳，几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河北地区，在河南地区，虽然遭到一些抵抗，但亦是所战皆捷，屡创唐军。此时，各地勤王之师尚未赶到京师，长安守备空虚。
所以，长安城中人心惶惶，骚动不安。然而，叛军进入洛阳后，热衷于掠夺财物和妇女，未能全力以赴不失时机地乘胜攻打长安。
而安禄山本人则忙于登基称帝，无暇顾及战事，因此，致使所向披靡、屡战屡胜的强劲攻势顿时削弱，安禄山的短视和急功近利给唐王朝以难得的喘息机会。各路勤王之师亦逐渐云集长安，加强了守备。
安禄山叛军如此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在极短暂的时间内横扫了河北、河南两地，并迅速攻占了洛阳，这是玄宗始料所未及的。
为此，他忧心如焚，遂想亲征，于是急令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劲旅除了少数留守部队外，其余悉由本镇节度使率领，在20天内务必会师于长安。
7、长安城内的党争
十二月十六日，玄宗下诏以永王李璘为山南道节度使，以江陵长史源洧为节度副使；颖王李璬（jiǎo）为剑南节度使，蜀郡长史崔圆为节度副使（二王悉不出阁，实际政务由副使统领)。这是玄宗欲巩固后方基地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十七日，玄宗决意率兵亲征，下诏由太子李亨监国。即准备将朝政交由太子李享主持。
并故作诚恳地对宰相说：
“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
虽然，玄宗说得煞有其事，极为“诚恳动人”，但是，这未必是他的真心话，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故作姿态而已。因为他未必有率兵亲征的决心与勇气，更不情愿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亨。
这从安禄山举兵兴乱以前，玄宗同高力士的交谈中亦可证明。
诸如：
“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
由此可见，玄宗宁愿将朝政托付给宰相，亦从未明确地表示过想要传位于太子李亨。尽管玄宗这些话言不由衷，但却吓得杨国忠心惊肉跳，魂飞胆丧。
因为杨国忠专权前，为了讨好巴结李林甫，非但与李林甫狼狈为奸，相互勾结，而且充当李林甫的“打手”，极尽陷害打击太子李亨之能事，二人之间积怨仇恨甚深。
贵妃姊妹亦恃宠飞扬跋扈、干涉朝政，太子李亨对杨氏家族深恶痛绝、不共戴天。倘若太子李亨真的从此主持朝政，君临天下，对于杨氏家族来说，无异于大祸临头，死期将至。
所以，退朝后，杨国忠匆匆忙忙派人去找韩、虢、秦三夫人速来府上有要事相商。
杨国忠见到她们后，便神情紧张地说：
“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
至此，多年来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杨家兄妹，方感事态的严重，大有灾难降临、魂飞魄散之感，不禁抱头痛哭。最后商量的结果是，由韩、虢、秦三夫人去找贵妃，请求贵妃出面劝说玄宗收回成命。
贵妃当然晓得此中利害，于是从维护其家族的整体利益及其自身的地位与权益出发，遂“衔土请命于上，”玄宗本来就没有决心真正躬临前线，率兵亲征，同时更乏传位于太子李亨的诚意，见贵妃如此“恳请”，只得做罢。
在大唐王朝正值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如果玄宗能以国家社稷的安危兴衰的大局为重，毅然统领大军讨伐安禄山，无疑会使朝野上下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全力以赴支援前方平叛战乱；同时亦会使前线将士斗志旺盛，士气倍增，无不视死如归，以一当十地英勇杀敌，这对调动广大军民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平叛战争之中，扭转整个战局，加速平叛进程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与作用。
然而此时的玄宗已非开元年间那个英姿勃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一代贤君明主，而堕落成倦怠朝政、沉湎声色、偏听偏信、亲近邪辟奸佞的昏君。
这也就不难理解玄宗为了讨其所宠幸的一个妇人的欢心，轻而易举地放弃足以改变大唐王朝命运与前途的重大举措。
还有，玄宗对杨国忠兄妹一再迁就让步，非但使朝野上下更加痛恨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与祸国殃民，而且亦使太子李亨与杨国忠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激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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