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因为治水有功，大禹的威望达到了顶点。公元前2070年，他召集夷黎集团、三苗集团，以及黄河流域的诸夏集团，在涂山，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召开会议，史称涂山之会，其中有个叫防风氏的部落，因路途遥远，迟到了一会，结果被大禹当场斩杀。
郭沫若先生认为，涂山氏本是东夷集团的一员，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立下过大功，如今却因小事而被杀，这是大禹在给自己立威，同时也说明大禹具有了对其他部落首领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因此，涂山之会，可以被视为大禹建立夏朝的开端。按司马迁的说法，夏朝的王称为“后”。从大禹到桀，夏朝共传了14代，产生了17位后。他们的故事，零散地见于各种史料中。
比如说，《大戴礼记·帝系》中说，大禹这一支，乃是颛顼之后。而颛顼，又是轩辕黄帝之孙。所以，夏朝王室，是轩辕黄帝的后代。《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则提到了禹的儿子启，说他跑到天上，偷学了天人的舞蹈，将其带回人间。还说启在舞蹈时：
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甚伟。
而《尚书》中则说，夏朝王室（即夏后氏），乃是十二个姒姓部落中的一支。不管是《国语》还是《史记》、《尚书》，言之凿凿，立论煌煌，让人不得不确信，夏朝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真的是事实吗？
事实上，司马迁在《夏本纪》中曾隐晦地表示，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他也是道听途说的。他只是选择其中听上去比较靠谱的，记录了下来。目前国外史学界承认的中国的信史，是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西周中后期的共和执政开始的。
换句话说，夏朝的历史，主要存在于古籍堆中，这叫孤证不立，所以难免让人存疑。而在考古学领域，20世纪50年代末，徐旭生先生率领的考古队，在二里头地区发现了一个距今3800～3500年的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有可能是夏朝遗址的存在。
但可惜，由于遗址出土文物过少，又没有文字的支持，所以国外史学界并不承认，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朝的遗存。2008年，清华大学获得了一批战国竹简，在研究后发现，这批竹简上记载了两段与夏朝有关的历史：
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
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这两段文字中都出现了一个叫“西邑夏”的地方，按照古人的命名规则，这很可能就是夏朝的都城。而诡异的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多次提到过这一地点。如：贞，于西邑。贞，燎于西邑。
我们知道，甲骨文记载的，都是商朝人的占卜事宜。而这个卜辞意思很明显，就是商王在询问上天，自己讨伐西邑能否成功。清华竹简属于文字史料，与甲骨文卜辞这样的实物史料相互印证，至少说明两件事：第一，西邑夏是商朝时就真实存在的一股势力（或者是部落）。
第二，商朝人经常去讨伐他们，可见两者是敌对关系。连国外史学界也不得不承认，这两者相互印证，使夏朝存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外，在这批清华竹简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说孔子曾在会稽山禹陵村看到过姒姓大禹的后代，他们世代为禹守陵。
而这段史料的出现，也证明了郭沫若当年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商汤灭夏后，大部分夏人可能都被屠戮殆尽了。只有一支残存势力，被封到了杞国，也就是会稽山附近。
郭沫若先生据此推测，史书上为什么不见夏朝的记载？原因有二：第一是夏朝被灭，大量人口被杀，这不是什么光彩之事，商朝人不愿意将其记录下来，甚至刻意抹去了这段历史；第二，夏朝后裔所剩无几，不值得后世史官再去浪费笔墨。
最后提出一个观点，清华竹简中说，西夏邑常年与商为敌。而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殷商的西南方有个叫土方的部落，多次与商王为敌。郭沫若当年曾怀疑，这土方就是夏朝的后裔。如今看来，他的推测很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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