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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元年(806年)二月十八日,宪宗向宰相们提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两者互有得失,怎样做才是最恰当的呢?
“宰相杜黄裳首以君臣大义激起上心,上既闻黄裳之言,耸听延纳”,于是“选擢宰相,推心委之”。
宪宗曾在元和三年(808年)九月,感触很深地说:
“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
在宪宗看来,贞观、开元年间的君臣关系是最值得学习和效法的。贞观、开元的政治经验,值得学习的最多,由此宪宗即位以后,遍读列祖列宗《实录》,尤其爱不释手的是《太宗实录》《玄宗实录》及《贞观政要》。
为随时提醒自己处理好君臣的关系。元和四年(809年),宪宗诏令李绛、崔群、钱徽、韦弘景、白居易等人搜集历代君臣成败经验五十余种,并亲自编选成《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手书于六张屏风之上,宣示臣下,激励自己。每次观览前代兴亡得失,都三复其言,始终把贞观、开元之治作为自己执政奋斗的目标。
1、虚心纳谏
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爆发了轰动一时的元和制举案,宪宗亲自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时,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都在策文中指陈时政之失,言语无所回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任考策官,策三人为上策,宪宗“亦嘉之”,诏令中书省“优与安排”。
牛僧孺等人敢于大胆批评朝政,本身是与宪宗主张臣下应直言进谏,并在朝廷上下形成了一个敢于直言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元和三年(808年)制举案的发生,并没有改变宪宗鼓励臣下直言极谏的方针。
为鼓励大臣们直谏,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宪宗诏令京兆尹查访贞观著名谏臣魏徵的后代。当得知魏徵故居已被转卖时,下令出内库绢二百万赎回,并厚赐魏徵子孙。以此鼓励臣下们直言。
元和五年(810年),翰林学士李绛曾当面向宪宗指责宦官吐突承璀过于专横,主张应予以惩处。
当时吐突承璀虽然指挥讨伐成德失利,但恩宠不衰,因此宪宗发怒对李绛说:“卿言太过!”李绛泣对宪宗说:
“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也。”
宪宗听后解怒,对李绛说:
“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
宪宗曾向给事中吕元膺询问时政得失,吕元膺无所讳隐,辞气激切,宪宗十分欣赏,第二日便向宰相建议:
“元膺有谠言直气,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
元和四年(809年)征成德,宪宗拟授宦官吐突承璀招讨处置使,吕元膺等8人联合抗议,认为授宦官此职务不宜,宪宗于是改变了吐突承璀的使号。
吕元膺担任尚书左丞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大胆进谏,曾多次将他认为不合适的诏命封还。
曾有度支使潘孟阳与太府卿王遂为营田之事争持不下,宪宗懒于详辨是非,将两人都以美词赞扬后改授他官。
吕元膺接诏书后加以封还,认为事情应明示枉直,褒功惩过。
江西观察使裴堪奏虔州(今江西赣县)刺史李将顺贪赃的情况,朝廷没有认真复查,便将李将顺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户。
吕元膺认为,无论裴堪所奏是否真实,朝廷都应按制度进行调查复验。不加复验将李将顺贬谪,纵使裴堪所奏属实,这种做法也不可为天下效法。
于是吕元膺再次封还诏书,请宪宗派御史按问,查清事实后予以处理。
2、唐宪宗的“魏征们”?
给事中段平仲“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尝不论奏”,宪宗也予以鼓励。御史中丞薛存诚也以敢于进谏、依法办事而著称。
对于那些身居要职,循默守位,不敢进谏的官员,宪宗总是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甚至解除他们的职务。
如郑,宪宗登基前后,立有拥立功劳,元和初年与杜黄裳同为宰相,“谦默多无所事”,从不提出规谏意见,因此被罢免了宰相。
大臣权德舆也因诸事不肯表示意,、“拱默无建言”而被罢免。
对于那些不但不上谏言,反而投君主所好,善于逢迎的人,宪宗尤为厌恶。
元和四年(809年),宗正少卿李拭闻知宪宗准备以吐突承璀领军讨成德,因而上书请委吐突承璀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
宪宗以李拭的奏状出示群臣,并说李拭是奸臣,命令宰臣以后不要重用此人。
宪宗不仅鼓励臣下敢于直言极谏,而且自己注意纳谏,集思广益,随时修正自己的过失。
宪宗一再强调进谏的重要性,但他并不是把劝谏当做一种点缀,当做一种摆设。
而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能够集中臣下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实现贞观、开元局面的再现。
因而在宪宗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都能虚心接受臣下的进谏,这是宪宗在元和年间能在各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作为一个30岁左右的帝王,宪宗有着较强的自尊心,比较爱面子。
所以当臣下的意见比较尖刻时,宪宗有时也会因难以下台的窘迫而发怒。
元和元年(806年)以后,由于宪宗的提倡和鼓励,朝廷上敢于进谏的官员渐渐增多,有些谏言不但尖刻,有时还会与事实有出入。一段时间,宪宗十分恼怒。
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宪宗曾对李绛说:
“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
李绛回答:
“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弊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宪宗听后怒气顿消。
元和三年(808年)七月,宪宗出行,视察秋稼长势,随行宦官将五坊的鹰、狗等狩猎用物一起带上。
一路上,遇有不少百姓观望。第二天,许多谏官上书,认为秋日狩猎,损害庄稼,有损圣上爱民之心。
宪宗十分生气,上朝时对宰臣们说:
朕昨日出行,实在是阅视秋稼,本非畋猎。今日谏官在外,章疏颇烦,不知意欲何为!
看到宪宗发怒,许多官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此时宰相李吉甫上前,一方面肯定了宪宗阅视庄稼,察民疾苦是正确的,同时又批评宪宗不应当以鹰犬随行。既以鹰犬等狩猎用物随行,有传言天子狩猎便不足为怪。谏官既有所闻,便应尽职进谏。
尽管事实有出人,也应当嘉奖鼓励。李吉甫又指出蒐狩虽为古制,也应有所节制。
天子应胸怀远大,弃常俗之务,这样传闻就会不禁自消。李吉甫的进言,婉转地对宪宗近来畋猎过多进行了批评,宪宗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对,连称:“卿言是也,肤亦深悟矣”。
3、“追星”的唐宪宗
在元和年间众多的直臣中间,翰林学士白居易是较为突出并受到宪宗赏识的一个。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太原人,生于郑州。
十五六岁时投文顾况,受到赏识。贞元十六年(800年)参加科举考试,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参加制举考试,列入第四等。初始任周至县尉、集贤校理。
从此以后,白居易大量规讽朝政的乐府诗篇,在宫内外广泛流传。
宪宗读了他的诗篇,不仅没有因为白居易的许多直言而恼怒,反将白居易召入翰林院任命为翰林学士,以便于随时听取意见。
白居易入翰林以后,“论执强鲠”,曾经就元和三年(808年)制举案、淮南节度使王锷入相事、禁止诸道进奉、禁止掠良人为奴婢、中使监军、元稹被辱、河北用兵等广泛的问题向宪宗提出谏言,大多都为宪宗所接受。
白居易的谏言,在许多时候往往比较直露而尖锐,有时白居易甚至直接与宪宗争论,直言“陛下错”,使年轻的宪宗下不了台。
元和五年(810年)六月,宪宗曾因白居易的直言而密召宰相李绛入宫,对李绛说:“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
李绛解释道:
“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
听了李绛的这番话,宪宗又高兴起来,待白居易如初。
由于宪宗有纳谏的诚意,因而元和年间(806—820年)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层出不穷。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制敕有不合适的,即于诏书后批驳,办事人员请以另纸书写,李藩回答:那样就成状文,不是批敕了。
宰相裴垍十分赏识李藩的直言,向宪宗推荐李藩担任了宰相,李藩任相后更是知无不言,深受宪宗器重。元和中期,河东节度使王锷用巨资贿赂宦官求任宰相,宦官请宪宗发密旨给李藩:“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
李藩提笔将宪宗御批“兼”字“相”字涂去,使御旨成为“王锷可宰”,并批敕曰“不可”。
权德舆见之大惊失色:“纵不可,宜别作奏,岂可以笔涂诏耶!”
李藩回答:事情紧急,过了今日便不可改正,天已晚,何暇另外作奏章,于是封敕还上。
说李藩将御旨改为“王锷可宰”,似乎言过其实,不过李藩驳回了宪宗拟以王锷兼相的密旨却是无疑。
在李藩等大臣的反对下,宪宗放弃以王锷兼相的打算。后来李藩虽不再任相,宪宗仍多次召对李藩,讨论政事得失。
4、积极改正自己错误
纳谏的目的是为了改正过失,宪宗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一般情况下都能接受大臣们的谏言,改正自己的过失。
元和七年(812年),宪宗曾对宰臣们说:
大凡行事,经常忧思的是不通于情理。一旦有了过失,追悔诚难,古人处此,有何良法?
李绛回答说:
办事情有过差,圣贤明哲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天子应当经常用群臣来匡正自己的过失。主上用心治理于宫中,大臣讨论匡正于朝廷。求治于天下未乱之时,消祸患于未萌之际。主上有过,则谏诤以制止,这样上下同体,好像手足与心膂的关系,交互为用,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康宁。然而,这还只是一般的常理,亦非难以遵守之事。困难的是,当人主有了成绩时,往往骄矜自满,有了错误却护短不肯承认,这是最易犯的错误,因此古人尤为重视有过必改,从善如流。
听了李绛这一番话后,宪宗立即答道:
“朕擢用卿等,所欲冀直言,各宜尽心,以匡不逮,无以护失为虑也。”
元和八年(813年),宪宗在接受李绛关于采择宫女一事的谏言后,曾真诚地对宰臣们说:
朕常居深宫,不知宫外的许多事情,以后如果有处理不当的事宜,你们必须像此事一样论奏进谏,不要缄默不语,促成朕错。如果朕得到你们的论奏,没有采纳,固执己见,而又有违于道理,你们直须两度、三度进谏以至于更多。联靠你们广视听、开茅塞,以归于道理为目的,望你们能常以此为怀。
宪宗的一番话使李绛等宰臣深为感动,有的大臣竟泪流满面,事后称宪宗的求谏、纳谏,前无古人。
“若书之帛简,足以彰示万世。岂寻常帝王可望清光哉。”
由于宪宗注意求谏、纳谏,听取多方意见,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因而在元和年间特别是元和初、中期,能够不断地发现、纠正自己的失误,最终实现平定藩镇、再振大唐的奋斗目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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