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收复台湾的不朽功绩，国姓爷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然而，对于当时作为反清将领且拥有个人野心的郑成功来说，收复并退守台湾，实在是非常无奈的一步棋。毕竟，当时满人在中原大陆立足未稳，各地、尤其是江南士绅的故国之思尚未熄灭，若是有超人的战略和出色的执行，和清廷逐鹿神州、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甚至是将其逐出关外都是有可能的。
（郑成功塑像）
由于种种原因，南明那些不成器的朱氏子孙从来没能将抗清力量成功捏合，反而是孙可望、李定国、郑成功这样手握兵权的实力派成为了抗清主力。到了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孙可望已降，李定国战败，永历朝廷如风中残烛般在滇缅的崇山峻岭中苟延残喘。
那时，清军的主力集中在西南，东南的郑成功恰好有机会扩大自己的抗清基地。于是，郑成功大起水陆两军，和西湖三杰之一、时任永历朝兵部左侍郎的张煌言共同举兵，会师浙江，连克乐清、宁海等地。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正待郑成功欲入长江、取南京时，他的军队在羊山遭遇了台风，人员、船只、兵器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厦门。
（张煌言画像）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趁清军主力尚在西南，再次出兵，这次他准备充分，势在必得，甚至不顾用兵大忌，令将士携带家眷随军出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对攻取南京且对江南做长期占领有极大的把握。
一开始，战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四月末，郑军攻克定海，解除后顾之忧；六月初，他们已深入长江，截断清军铁锁横江的“滚江龙”江防工事，占领瓜州；六月二十四日，郑军又占领了南京的门户镇江，并在七月中旬完成了对南京的合围。郑成功此举颇有威震华夏的效果，顺治帝甚至扬言亲征。
不过，从占领镇江后，郑成功就开始犯了一系列错误。
最大的错误、也是一切错误的根源，就是轻敌。郑成功命将士带上家眷，就暴露了这种心态，而战事的顺利、江南地区反清士绅的归附、南京附近防御的薄弱更助长了这种心态。包围南京后，郑成功对张煌言即刻攻城的建议置若罔闻，反而“悠闲”地在明孝陵祭奠朱洪武，还听信城内清军“约降”的缓兵之计、对南京城只围不打，给了清军援兵充分的集结时间。七月二十二日，清军出城，进攻围城日久、士气低落的郑军，不出所料地初战告捷；两日后，清军一鼓作气，四路出动，水陆并进，大败郑军，郑成功抛下张煌言败退，还折损了甘辉、张英等臂膀。
其实，郑成功刚刚占领镇江时，若是从陆路直取南京，还等不到附近丹阳等地的援兵到达，南京城就八成要陷落。然而郑成功囿于“南船北马”的成见，采取了速度较慢的水路行军。抵达南京后，郑军的合围速度也不够快，七月十五日进入南京城的清军梁化凤部带入了数量可观的骑兵，之后郑军的溃败很大程度上拜这支部队所赐。
（清军骑兵在当时所向披靡）
八旗铁骑在当年的中国战场上是名副其实的野战之王，郑成功能与之抗衡的力量，一是《鹿鼎记》里大篇幅描写过的藤牌兵，二是身披重铠、火器先进的铁人军。然而，在那个火器的精度和射速还相当落后的年代，步兵在开阔地带遭遇骑兵还是难逃被“割草”的命运，何况清军从南京出击时，郑军分兵驻守各要冲，兵力不够集中。试想，若是郑成功接受张煌言和甘辉的建议，在攻占镇江后就从陆路占领南京，凭借擅长守城的铁人军的火器优势，再依靠江面上的艨艟巨舰，守住南京、江浙并非难事。由此出发，以龙蟠虎踞的南京城为基地，将清王朝对中原的脆弱控制一截两半、和清廷二分天下，也不是不可能的。
（重甲是郑军精锐的特点）
可惜，郑成功在战略上的轻敌让他失去了这个机会。此外，他战略目光的短浅，或许让他丧失了一个得到更大收益的战略设想。这个设想，是郑成功的一个部下在多年以后与李光地讨论郑成功得失的时候提到的，被收入李光地的文集《榕村全集》，几百年后又被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所钩沉，而这个部下，正是后来投降清朝、又助清廷夺得台湾的施琅。
施琅其人是民族英雄还是罪人，这是几百年难以断清的公案，在此不做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过人的军事天赋。当施琅和李光地坐论郑成功顺治十六年的北伐，李光地心有余悸地表示，若是郑成功没有围攻南京，而是继续北上、长驱直入，华北甚至京城都会受到震动。施琅嘲笑了李光地的书生论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是郑军长驱直入，后方没有基地，随时会被断后路。而且，华北不是河网密布的江南，是要靠陆军来占领的，若谈到陆军，即便当时清廷在该地兵力不足，但仍在数量和质量上对郑军占有全面优势。
随后，施琅提出了一条大胆的想法，“不顾南京，直取荆襄……得了荆襄，呼召滇粤三逆藩，与之连结，摇动以江南”。以郑成功当时的兵力，若是溯江而上，从南京到荆襄，必然是摧枯拉朽、无人能敌，而一旦占领荆襄，就是进可攻、退可守。东南本来就是郑军基地，西南的永历势力和夔东十三家尚未覆灭，余力尚存。若是荆襄被占，追击这些反清势力的清军势必动摇，吴三桂等本就属于骑墙派的汉军很难像历史中那样卖力地对残明穷追猛打，甚至反水都是很有可能。这样，云贵、两湖、两广、江浙极可能连成一片，二分天下便顺理成章。
当然，这种推断是最顺利的情况，施琅此计，类似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风险与回报都是高得吓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条计策是缺乏操作性的空想，须知占领荆楚才能全据长江天险，故而古来的东南割据政权对荆襄总是念念不忘，必要取到手才罢休。孙吴便是各种典型，东吴四都督中的两位，都曾对孙权提出这个设想。鲁肃在榻上策中说“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吕蒙也是在“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的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义无反顾地从背后捅了关羽的刀子。
综上所述，若是当年郑成功不犯轻敌的错误，及时攻取南京、或者索性夺取荆襄，大陆的反清复明事业还大有可为，国姓爷或许也不必在台湾岛上郁郁而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