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提到,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中国经济回升内生动力还不强,进一步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关键棋。
市场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并未出现。今年首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按年增长8.5%,较2020至2022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高出5.8个百分点。其中,受益于防疫转段,接触性、聚集性消费──餐饮收入增长19.8%,按年高出22个百分点,呈现一定的补偿性增长;商品零售增长7.2%,高出4个百分点,实物网上商品零售增长9.6%,低1.6个百分点,则反映出线上线下消费的此消彼长。
在疫情期间形成的超额储蓄分布不均衡,以及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人群收入持续受损,是消费反弹的重要掣肘。2023年“五一”长假期间,国内出行人次和旅游收入均超过可比口径的2019年同期,但人均消费支出却下降了15%。
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扩投资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3%,为2017年初以来次低,仅次于2020年第一季度的67.3%。首4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利润按年下降20.6%,已累计“十连跌”。企业不赚钱,政府投资就难以带动社会投资,这是当前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症结所在。
中长期看,如果不有效提振最终消费需求,不解决投资和生产的出路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是无本之木,这事关国家经济安全。
消费是收入和就业的函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3年出口形势好,工业企业薪资比较稳定,但增速依然有所下滑。2020至2022年,中国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1%、10.3%和5%。
与此同时,全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2023年政府制定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较2022年提高100万人次,导致今年首3个月新增就业虽按年多增12万人次,但完成进度为24.8%,慢于2021和2022年同期的27%和25.9%。尤其是疫情3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今年首4个月16岁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连续按月攀升,4月份创下20.4%的历史新高。
受此影响,市场预期好转但不算太强。央行城镇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未来就业预期、未来收入预期和更多消费占比按季分别回升9.3、5.5和0.4个百分点,但仅有就业预期按年回升1.8个百分点,收入和消费占比分别按年下降0.1和0.5个百分点。同期,消费者信心指数按年下降24.8个百分点,降幅按季收窄8.2个百分点,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增加居民收入 提升消费意愿
扩大消费要把发挥政策效力与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短期看,(一)要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为实施以我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体制保障;(二)要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发挥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功能,保持金融条件相对宽松,同时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大宗消费品和社会服务领域消费金融服务,继续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三)要学习借鉴欧美经验,适当加大对消费需求的财政刺激力度,增加转移支付,改善低收入人群偿付能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四)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同时,加快构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避免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也要避免房价下跌造成的负财富效应的抑制作用。
提振企业信心 促进就业机会
长期看,(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增加就业机会;(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投融资效率,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多管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改善消费者预期。
总之,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扩大最终消费需求,都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重要抓手。前述应对之策也无绝对的长短之分,有些事情要从现在开始做起、久久为功,且再难也要做,早做早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