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迫于金、蒙等北方强敌压力而长期偏安江南，因武力不竞而显得软弱，但在教育文化、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乃至文学艺术上皆有飞跃性的发展。赵宋君臣推动科举文治的国家政策，以江南繁盛的经济为发展基础，缔造出不同于汉唐一统盛貌，同时有别于北宋开基立业气象的政治文化风格。
南宋政治经济的发展，造就出以追求精神文化为主的士人群体，而南宋士人对国家社会的关怀重心转移也开启了中国文化转向内敛的定型期，形成往后近八百年由江南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模式。
南宋时期对北宋既有承袭亦有改变，在承继祖宗立国精神之余，因时势环境变迁而权宜调整北宋以降的强干弱枝与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
南宋时代政治文化特色之形成，与其立国环境关系密切。自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稳定局面。然而到徽宗时，君臣得知东北女真崛起，威胁辽国，就谋借与金结盟以恢复故土，从而积极推动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
在联金灭辽过程中，宋廷君臣昧于掌握内外情势与自身实力，反与金掀起冲突，造成徽钦蒙尘、帝国覆亡的命运，此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
当开封被围时，徽宗九子康王赵构正奉命使金于外，遂得免被祸。在臣僚推戴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继位，是为高宗。在重重危机中，宋廷以“勤王”为号召，凝聚人心士气，并对金采取退避求和的姿态，以求保存赵宋血脉，延续国祚。
女真成立伪齐政权以稳定华北局势，同时更积极挥兵南下，对系赵宋命脉的高宗“穷其所往而追之”，迫使赵宋君臣渡江，甚至退居海上，以避敌自存。在时局急迫时，幸赖无数民间武力与勤王之师敌前抵抗、阵后游击，有效牵制女真攻势，才使南宋君臣得以渡过重重险阻，逐步稳住政局。
南宋政权建立于兵马之际，深知退避无法求存，唯有具备战斗实力，才有求和的条件。于是，宋廷以安内为先，扩大招安乱兵盗贼，将之纳编为国防战力，建立江淮分层的防御体系，并准予边境民间自卫武力组织名为镇抚使的军政机构，以为边防屏障。
为支持庞大的国防需求，宋廷更以江南富裕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推展各项财政措施以充益国库，如鼓励海内外贸易、强化茶盐酒专卖、加强财赋稽征、增加税目、扩大税基等，借一连串财政中央化的政策，增辟财源，支撑政局。
政局稳定后，高宗君臣感于大将专兵情况日益严重，有危及朝廷权威之势，先后推动“战”“和”二种攸关政权维系却又相互矛盾的方案。
绍兴十一年(1141)，宋廷在秦桧主导下，以“孝养天下”为名，与金订下绍兴和议。该和议因有助稳固政局并维护高宗继统的正当性，而获得高宗首肯。高宗亦借此推动“众建”之策，收大将兵权，以铲除韩世忠、岳飞等异议大将。
而后在江淮边地建立十个都统制，并设置总领所，统筹供应军方兵粮兼掌控军情，逐步推动军队国家化。同时，更以文字狱压制反和文臣，奠定南宋政权长期倚江南而立的国势。迨金海陵王为谋统一中国，挥兵南下，高宗时期的和平局势乃为之一变。
此时，素主和议的高宗仓促应战，幸而宋军与抗金义军前后牵制，而金北方又有叛军拥立新帝金世宗，引发金兵弑杀海陵王，战情方趋缓和。
此后，高宗禅位养子孝宗，以待新局势发展。孝宗继位，有恢复之志，起用老臣张浚，发动北伐。与此同时，金世宗既稳住北方政局，宋军又操之过急，遂败于符离，显示双方均势已定，难以突破。
宋金双方在新皇帝以和为贵的前提下，由战转和，签订较绍兴和议更为平等的隆兴和议，再度确定了双方实力均衡的南北对峙之局。
宁宗时期，宋金的稳定和平之局再度生变。权臣韩侂胄先是排挤另一定策大臣赵汝愚，专权擅政，又发动庆元党禁，得罪道学士人；后更昧于情势，急于以恢复为名，冒险发动北伐，却一战而败。金人策动四川吴曦叛宋，宋廷无力再战，只有应金要求，函韩侂胄之首并称臣、增岁币，以屈辱求和。继任宰相史弥远既以反韩侂胄而主和得政，遂只能继续持守和议政策。
然而和议之后，华北局势又有巨变。成吉思汗于北方崛起，统一蒙古之后，继而进犯华北，不仅阻碍宋金使道，导致岁币不继，更以铁骑敲响金朝丧钟。于此蒙兴金衰之际，南宋朝野对联蒙灭金与联金抗蒙各转异见，史弥远则鉴于战事不利仍持和策。
然而金人在迁都开之后，为获财源以充实战力，遂以宋岁币不到与边界民乱为口实再起战端，宋廷旋即应战。宋金实力相当，而且金背后既有蒙古威胁，境内又有以山东忠义军为主的地方势力崛起，或牵制金军，或助宋抗金，战事遂成僵局。
后因金颓弊已极，宋又与蒙古联合，遂于端平元年(1234)灭金。金室既亡，宋蒙乃依约隔境为邻。蒙古以新盛之势东征西讨，并未着意经营南方新土。然而理宗亲政之后，君臣昧于形势，发动入洛的军事行动，意图恢复三京，却中途而废。
宋廷破坏和约之举导致蒙宋关系由和转战，唯此时蒙军主力以西征为主，未全力南侵，加以宋强化边防及谨慎以待，因此宋战力虽远逊蒙古，但仍能以背海之势苦撑四十五年而方亡。
南宋在强敌长期环伺下立国江南，实需因应不同情势而随时调整和、战策略，以寻求生存发展的契机。高宗前期运用退避求和、能战而后能和的策略，结合可用民气以渡过紧急危难，故而积极推动与金议和。
其后有志恢复的帝王如孝宗、理宗，朝臣如韩侂胄、郑清之等虽积极筹划推动北伐复兴行动，然而宋与金、与蒙间的危险平衡已然确定，种种积极右武的作为，非但难以贯彻，反常危害国基，甚至招致亡国。同理，金廷亦有破坏和约、欲求统一或恢复的君臣，奈何形势如此，求战者终至败退。
在国势未能超越实力平衡下，无论宋、金，乃至蒙古，试图打破平衡者，最后往往招致政权危机，显见具有守势实力的“和”才是当时的中庸之策。
然而，靖康之难乃赵宋的国仇家恨，君臣求战之声甚盛。南宋君臣对偏安江南的情势亦难以自安，和战遂成南宋朝野的争论焦点。积极主战、倡言恢复的议论长期居于舆论主流；和战非但关乎国运存亡，其争议也与南宋国运相终始。
较之于北宋欲收燕云十六州纯由国防着眼，南宋对金更有靖康之难不共戴天之仇，“恢复”之议实有其神圣意义。求生存与求发展之间存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此落差遂形成南宋君臣，乃至士大夫间伴随和战而生的长期论辩，甚而衍生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线。
南宋是中国南北经济中心转换后第一个立国江南的王朝，而其背海立国的形势亦为中国历史前所未有。
就军事实力而论，较之赵匡胤所建立的北宋，南宋疆域丧失五分之二，险要尽失；女真、蒙古的战力与气势则犹胜于契丹，随时可能撕毁和议、重启战端，实需强化边备以随时备战。
战力既不可弛，财政压力便难以稍减，军事开支成为南宋长期沉重的国计负担。然而，虽然北方劲敌具骑战优势，战力皆远非以步兵为主的宋人所能比，但富裕江南为宋延提供的抗御经济后盾却反较金、蒙丰厚。南宋以江南为基础，形成背海立国的情势，此形势既关乎南宋战略方向，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发展走向。
自高宗建都临安以来，南宋政权始终倚江河为防，此形势易守难攻，遂造成南宋武备不竞的印象。宋人深知立国形势之限，因此在国防战略上，积极强化守备性的防御战力。
宋廷在两淮、荆襄及四川设下三个防御面，建立前卫、联卫与边卫地区所形成的边防线。在防御前线，既部署正规军作为防御主力，又在江淮地区积极修筑砖城，强化城防，组织山水寨与团结自卫武力，乃至兴建山城等防御工事。
宋廷利用江河水运流动力强劲的优势，既防海道，又将山城、水寨与江河水运有效结合，形成水陆联防的有力屏障，以防堵金蒙攻势，保障国防安全。水陆联防也是南宋乍观武力不竞、国势至弱，却能在诸国中抗御蒙古最久的关键。
尤有甚者，南宋陆路国防战力虽不足与金蒙骑兵优势相抗，但立足江南、背海立国的形势却有利宋廷利用水路，面向海洋以寻求生存，而发展海外贸易，更使南宋活动面扩大到广袤海洋。
对外贸易海道所形成的海丝路，取代了唐代盛极一时的陆路丝路，缔造东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南宋转向海洋，在诸多面海发展的民族中，获得了领导地位，海权发展较北宋更胜一筹，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海权时代，此亦南宋立国形势造成的一大特色。
南宋以江南的自然环境与经济资源为基础，建立背海立国的形势，既与北宋有显著差异，应运而生的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现象，自与北宋有所不同，遂形成了南宋一百五十三年独特的时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