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的迁都次数，堪称高频。据史书记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前后迁都一十三度”，在商汤之前，商族迁徙8次，商汤之后，已经成为华夏正统的商王朝又再次迁都5次，前后共计13次。直到盘庚迁殷后，商朝的统治中心才固定在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
但实际上，考古发现的商朝迁都情况远不止于此。除了地处伊洛平原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外，在殷墟以北还发现了洹北商城，时间上要略早于殷墟，暗示盘庚所迁都城最早可能在洹北。
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在文献记载当中或与洪水有关，或与王室权力争斗关系密切，总体而言，可概述为：迁都是为巩固王朝统治而采取的举措。
与商朝相比，夏朝统治中心的变更同样频繁。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地处洛阳偃师一带的二里头遗址正是夏都斟鄩的遗存，河南省也在这里设立了夏都博物馆。
按照《史记》的说法：“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太康是夏族群的第三任统治者，也是夏朝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从第二任君主到末代君主，都以斟鄩为都，如此看来，似乎夏朝的都邑很稳定，并没有存在频繁迁都的情况。
但考古发现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记载。最新的碳14测定的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和大禹所生存的龙山文化末期之间存在200年以上的时间差，所以，二里头无法支撑起从太康（大禹孙子）到夏桀400余年的跨度。
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多支考古学文化融合的产物，不少考古专家都戏称二里头是最早的“移民城市”。而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为首的专家学者也普遍承认，二里头不是夏朝最早都邑。
接下来我们再把史书记载当中的夏朝都城情况做个梳理。
夏朝的奠基者禹，都邑共有三处，分别是：阳翟、阳城、平阳；启建立夏朝后，先后立都钧台、阳翟；太康、仲康居斟鄩，相迁都帝丘，少康又先后迁阳翟、原，杼迁老丘，中间又有数位君主都城不明，孔甲时又迁都西河，直到夏桀时迁回斟鄩。
上文中，咱们已经说过二里头遗址（斟鄩）的绝对年代无法上溯到太康这么早的时期，那是不是意味着文献记载有误呢？其实不然。
夏商周三代时期，一个政权从故地迁徙到新地后，通常会沿用旧称，比如商朝就有多个亳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大禹后裔于河南杞县，故号杞国，在随后的500多年时间里，杞国先后在山东新泰、宁阳、昌乐等多地迁徙，每到一处依然称杞。
斟鄩的情况同样如此。《史记正义》在探讨斟鄩地望时，曾提到“斟寻在河南，后盖迁北海（山东）也”。所以，即便太康、夏桀都曾以斟鄩为都，也并不代表是同一个地理位置。何况，斟鄩不仅是地名，同时也是族名，这一点很关键，下文中我们会详细叙述。
仅从流传下来的文献粗算，夏朝的迁都次数同样有七八次以上，并且这种迁徙情况从建夏前一直延续到了夏朝灭亡。都城作为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防御重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不是遭遇特殊情况，迁都往往会遭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那么夏朝如此频繁的迁都，究竟是在躲避什么呢？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政权迁都无外乎三种情况：一是躲避自然灾害，二是躲避军事威胁，三是出于扩大统治区域的需要。
夏朝建立在成功治理洪水的基础上，所以，文献记载中从未将夏朝的迁都与躲避洪水联系在一起。而夏朝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共有两次，一次是夏初时来自东夷集团的后羿、寒浞，另一次则是夏末时崛于河北一带的商族。
太康失国是夏朝遭遇的第一次统治危机，来自东夷的后羿“入居斟寻”，并且“因夏民以代夏政”，先后扶持了傀儡君主仲康和相，此后，后羿的宠臣寒浞又杀后羿和君主相，正式取代夏朝。
后羿和寒浞的乱夏，前后持续约40年，相之子少康在诸侯支持下反攻夏邑，迁都于原，恢复了夏朝统治。
商族崛起则是夏朝面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统治危机。不过，商族全面形成对夏朝的军事威胁，已经是夏桀二十三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夏朝不仅能轻易调动九夷之兵讨伐商族，甚至还囚禁商汤于夏台。
而考古发现也显示，在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时（前1705年到前1635年），河北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还没有发现以较大都邑为中心的遗存，上百处遗址散落在武安、涉县、磁县、永年及邯郸多个区域，表明此时的商族群还处于游移不定的迁徙状态，没有形成固定的统治中心，与二里头300万平方米的宏大基址相比，商族实力还十分弱小。
所以，能迫使夏朝迁都来躲避可能的外部威胁的时间，只有太康失国时的40年，以及夏桀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商汤伐韦、顾进而取夏邑的4年时间。无法解释在少康中兴到商朝崛起之间这段夏朝统治的强盛时期，为何依然在频繁迁都。
但如果我们把建夏之初夏后氏的政权组织情况同夏朝迁都情况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夏朝独特的体制结构才是导致它频繁迁都的根源。
夏朝脱胎于尧舜部落联盟时代，当时的华夏政权结构，是择一国为共主，其它方国共同组成松散的联盟体制，以团结起来对抗来自东夷、三苗以及洪水的威胁。
所谓的尧禅位于舜，其实只是将华夏集团的共主地位让渡给了有虞氏，而尧所在的陶唐氏国君位置依然由尧的儿子继承，舜禅让给禹时，同样是这种情况。
于是，史官笔下的尧舜禅让，就出现了这样一幅奇怪场景：“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舜、禹的“避”，并不是谦让，而是因为他们所在的部族成为新的天下共主，但并没有成为原共主所在族群的最高首领，不得不另择一地营建新的政治中心。
所以，《吕氏春秋》曾言“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夏朝的建立，只是将原本应该由诸侯轮流坐的天下共主地位固定给了夏后氏族群一家，而尧舜以来诸侯万国的局面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而夏后氏之所以能够打破华夏、东夷两大同盟集团轮流执政的局面，根源在于大禹通过治理洪水，构建了一个以夏后氏为首的姒姓内部小同盟。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斟灌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除了这些同姓氏族外，大禹还通过联姻等方式，同异姓的涂山氏、有仍氏建立了同盟关系，这些族群的联合体就统称为夏族群。
上文已述，斟鄩不仅是地名，同时也是族名，《史记》中的斟鄩氏、斟灌氏就都是族名。所以，当后羿取代夏政时，当时在位的君主仲康和相父子还有空闲去征伐淮夷、黄夷，而寒浞杀后羿和夏君主相后，也不得不继续出兵，先后“使其子帅师灭斟灌”，“伐斟寻”。
这恰恰说明，所谓的夏朝，并非拘泥于一地一城，君主流徙到哪个同盟族群，那么这个族群就会成为名义上的新共主。
下面我们先用史料记载来佐证这一结论。
《竹书纪年》记载：“羿入居斟寻，帝仲康七年陟（死）。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九年，相居于斟灌。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帅师灭斟灌。少康自有仍奔虞。伯靡自鬲帅斟寻、斟灌之师以伐浞。伯靡杀寒浞。少康自纶归于夏邑。元年丙午，帝（少康）即位，诸侯来朝，宾虞公。十八年，迁于原。……桀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寻。”
夏朝都城的每一次迁徙，都没有超脱夏族群联合体的范畴：为少康逃亡提供庇护的，是少康之母所在的有仍氏（姻亲同盟），少康对寒浞的反攻，则依靠的是斟寻、斟灌氏（姒姓同盟）。直到夏桀发动对商汤的军事进攻时，依靠的依然是九夷之师和昆吾氏。
而在夏族从衰落到中兴再到衰亡的过程当中，始终没有见到夏后氏本族的身影。说明夏后氏在夏族群联盟当中，并不具备超然的实力。夏朝君主依附斟鄩氏，那么斟鄩氏所在地就成为夏朝的都邑中心。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考古发现。
大禹立都的阳城，经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论证是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这里也的确发现了始建于公元前2100年的大城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在陶器器型上存在关联。
不过，王城岗遗址总面积只有30万平方米，同早于它的尧都陶寺遗址（280万平方米）以及晚于它的新砦遗址（100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300万平方米）都不在一个体量。
即使是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其它遗址相比，王城岗遗址也并没有体现出王都应有的气质。用时任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教授的话说，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一二百年的时间里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所以，夏朝都城的频繁迁徙，实际上是在姒姓联盟内部所进行的轮流“执政”，依然是尧舜部落联盟时代体制的残存和缩影。
不同的是，尧舜时代某一个氏族成为宗主后，它的首领自然而然会成为新的天下共主，而夏朝的情况却是宗主地位在姒姓族群间传递，但最高首领却固定在了大禹直系子孙当中，这种特殊体制，颇有点像古代日本国家中央机构在不同幕府将军中传递，但名义上的君主，却只能固定在天皇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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