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彼时正值宋仁宗执政期间，附属国“西夏”竟然派来使节宣称自立山头，李元昊宣布称帝，朝廷上下无不气愤，尤以“王德用”等武官丞相最为激烈；正当人们以为西夏与大宋必将一战时，大宋却因为一众文官的劝解而息事宁人，王德用更是因此而遭到罢免。
身为一国之相，王德用对此相当不满，毕竟他认为西夏这是在挑衅大宋权威，若是一味地容忍，周边邻国势必得寸进尺；而事实也正如王德用所料。
在此之后，大宋软弱无能的形象一度闻名海外，王德用死后更是无人承担他的角色，大宋的脊背自此再也没有挺过；那么，王德用又是怎样一个人呢？为何他对于大宋的重要性如此重要？这一切还得从其“上阵父子兵”的佳话说起。
李元昊的谋反之心其实可以从其爷爷“李继迁”那一代便有所发觉，彼时的王德用不过年仅17岁，当时他跟随父亲王超出征前线，对手正是谋反的李继迁。王超本身深谙官场的人情世故，在阵中始终扮演一个不起眼的将领角色，在他之前还有领军的大将，彼时他不敢过于表现自己。
当然，王超的“暂避锋芒”也与其性情相关，其自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故而在阵中始终保持着低调的风格，即便军中已经享受极高的声明，但对外始终不张扬。在对战李继迁的过程中，王超始终都是能避则避，没有想到与之殊死一搏的打算。
然而，父亲的心思却并没有告诉儿子王德用，后者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好胜心极强，他主动请求父亲出战；王德用自愿请缨的事情很快便传遍阵中，无奈之下，王超只得允许他出战，没曾想，王德用首战十分勇猛，迅速地战胜敌方势力，宋军这边士气大振。
首战告捷后，宋军继续进发直取白池，然而，他们在此地竟然直接遇到了率领大军出征的李继迁，此前对峙不过是小规模战役，但此时他们竟然遇到了对方的主力军，在力量悬殊之下，王超自然选择打退堂鼓。正当王超宣布战略性撤退时，王德用便再度挺身而出，他表示自己可以带兵打退对方大军，在压力之下，王超也只能暂时听劝于他。
令王超没有想到的是，儿子竟然真的将李继迁的大军逼退，并且双方的军力是相当悬殊的，儿子这一方只有短短的五千余人。王德用打退李继迁大军用了足足三天的时间，然而，虽然这一边战事已经可以停歇，但其余战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王超最终还是选择了全线退兵，而负责殿后的也正是儿子王德用。王德用再度不辱使命，在撤退的掩护工作中立下大功。
王德贵在这次征讨中是存在极大的战功的，但彼时的他还只是父亲名下的一员猛将，官职之类的根本无处可谈，正当阵中士兵都以为此役他将要升官之时，事实也并非如此，王德用并没有得到“重用”，而这当中的原因便是父亲的“谋划”。
原来，常年混迹于官场的王超势必比王德用更深谙其中的权力斗争，自己本身就拥有一定的军权，若是儿子再度拥有军权，届时势必会引起小人的猜忌，由此排挤他们，严重者势必会引火烧身；到时候别说升官了，连保命都做不到；为了更好地降低他人的猜测，王超只能将儿子在战场的功劳全部归于一众将士的身上。
当然，军中本来人多口杂，王超的做法终究还是传到了宋太宗的耳中，后者对王德用进行了任用；等到宋真宗执政时期，王德用却因为某些原因而遭到了贬职，父亲王超在不久后也病逝。
宋真宗驾崩后，刘太后辅佐年少的赵祯管理国事，在此之际，王德用的两起事件深得刘太后的青睐，第一件事是王德用拒绝饮酒纵乐之事，第二件便是拒绝任用皇帝本家亲戚担任边防重镇要职之事，在这之后，王德用一度成为了宋朝的知名军官。没过几年，王德用便迅速地晋升为枢密使，一跃成为了宋朝的宰相。
虽然王德用位高权重，但朝内的文官对此始终都持着提防的态度。自古以来，君权与相权便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王德用作用大军，但朝内的文官却一直都限制他的一举一动，不能让他轻易出兵，否者，到时候或许便是策反之日，得到了文官们的提醒，宋仁宗仿佛顿时开悟，于是便将之贬职了。
结语：
为了防止王德用造反，文官们不断地怂恿宋仁宗对此严密盯防，由此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自此，大宋唯一可用的“武官”沦为了权力争夺的牺牲品；大宋彻底沦为了一个“文官当政”的朝廷。
然而，这样的朝廷势必给外敌有了可乘之机，随后西夏和辽国等邻国纷纷进犯大宋，王德用死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缺乏武官的大宋只能不断地在屈辱下生存，自己的身板再也没有硬朗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