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交游 之 二十：
吕夷简与富弼：宰相公报私仇，小官奋勇抗争（下）
四、陷害
吕夷简
庆历二年（1042），富弼要求吕夷简交出伪造僧人身份证件的下属“堂吏”，其时恰逢宋、辽、西夏的“三国志”演绎到一个高潮。
自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建立“西夏”，两国便连年战争，西夏虽然国土面积小，经济落后窘困，军队数量远不能和宋朝相比，但李元昊是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家，西夏军队主要是骑兵，战斗力远超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两国交战，宋军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总体上却处于下风，到庆历二年，两国都已无力发动大的行动，进入僵持状态。
明面表示两不相帮，实际暗中支持西夏的辽国见宋朝困窘，趁火打劫，假意“屯兵境上”，向两国交界地区派出军队，然后派出使臣萧英、刘六符，向宋朝要求交还远在后周世宗柴荣北伐时从辽国夺取的益津关、淤口关、瓦桥关以南的“关南地”。
正月初五，宋朝边境官员向朝廷报告，辽国使者即将到来，宋仁宗为之深为忧虑，以致吃不下饭。
萧英、刘六符的到来，也令宋朝朝堂顿生慌乱，一方面，辽国的要求虽然无理，但如果不答应，辽国真的如其宣称的那样，对宋朝发起战争，宋朝就要两面作战，肯定承受不起；另一方面，辽国在宋人眼里一向是“蛮邦”，辽国派了使者来，宋朝就得派使者到辽国谈判，但又不能答应他们的领土要求，“蛮人”无礼，去了回不来怎么办？
“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朝廷选择出使辽国的使臣，官员们都因为辽人的做法不可预测，没人敢去。
“夷简因是荐弼”，吕夷简借机向宋仁宗举荐富弼。
时任“知谏院”的欧阳修见吕夷简谋害富弼，当即给宋仁宗写奏章，援引唐朝名臣颜真卿受命前往汝州（治今河南汝州）劝谕反叛朝廷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归顺朝廷被杀之事，请求不要让富弼出使辽国，但宋仁宗看了奏章后“不报”，未予答复。
初八，富弼接受任命后入宫接受宋仁宗的召见，见到宋仁宗后给宋仁宗叩头，对宋仁宗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宋仁宗听了富弼的话“为动色”，很受感动，变了脸色，让富弼先以“接伴使”的身份接待萧英、刘六符。
富弼从开封出发，北上迎接辽国使者，到达位于宋辽交界的雄州（治今河北雄县）很久，萧英等才进入宋境。与富弼同行的“中使”即作为宫中使者的宦官代表宋仁宗慰劳萧英等人，但萧英却称脚有病，不行拜礼。富弼对萧英说：“我曾经出使你们国家，患病倒在车中，听到你国的皇命立即起身拜听，现在我国的宫中使者到来，君却不起身，这是什么礼节？”
萧英一听，急忙起身，让人扶着行了礼。
富弼见萧英听从，就敞开胸怀，与萧英深入交谈，萧英既感动又高兴，不再隐瞒辽国的情况，秘密告诉富弼辽国皇帝想索要的东西，并说：“你们可以听从就听从，不能听从，找个事敷衍一下就够了。”
富弼赶紧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宋仁宗做了详细汇报，宋仁宗回复，可以答应增加宋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许给辽国的“岁币”，即每年“赠予”辽国的钱财，也可以把宗室女子嫁给辽国皇帝之子。
三月初二，萧英等人到达开封。宋仁宗一边指示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贾昌朝为“馆伴”，接待辽国使者，一边召开会议，研究针对辽国要挟的应对之策。经研究议定：不答应割地，而施以“和亲”，把简王赵允宁的女儿许给辽国皇子、“梁王”耶律洪基，或者增加“岁币”。但富弼认为不应“和亲”。
初七，宋仁宗下诏，授予富弼“礼部员外郎”官职，实任皇帝侍从“枢密直学士”，正式任命富弼为出使辽国的“报聘使”。富弼回禀宋仁宗：“国家有急，惟命是从，是臣子的职责，怎么能反过来用官爵贿赂臣子！”坚决推辞不受所授官职。
富弼到达辽国，刘六符到馆舍接待。
之后，富弼拜见辽国皇帝辽兴宗耶律宗真，请问辽国求索土地的缘故。辽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了雁门关，增加了雄州一带界河的河水，整治边境城池，登记民兵，是要做什么？群臣向我请求举兵南进，我对他们说，不如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
富弼说：“北朝忘了我朝章圣皇帝（宋真宗）的大德了吗？澶渊之战，如果章圣皇帝听从诸将的进言，尽力与北朝作战，北朝军兵一个也不能逃脱。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陛下专享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好处都归臣下，而陛下独受其祸。由此分析，劝陛下用兵之人，都不过是为自身考虑而已。”
辽兴宗吃惊地问：“此话怎讲？”
富弼说：“后晋高祖石敬瑭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国境狭小，上下离叛，所以贵国才能攻灭后晋，但即使是这样，也损失了大半壮士健马。如今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北朝想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能胜，损失的军兵马匹，是群臣承受还是陛下承受？若通好不绝，岁币自然全归陛下，群臣能得到什么好处？”
辽兴宗大为警悟，点头首肯，思考了很长时间。
富弼进一步为辽兴宗分析：“我朝堵塞雁门关，是用以防备李元昊；雄州界河增水，是当年的守将何承矩所为，事情发生在两国通好之前；整治边境城池，是因为这些城池都已很破旧，登记民兵，也是为了补足多年以来的缺额，不是我朝违约。”
辽兴宗说：“没有卿进言，我还真的不知其详。但我想要的，也是祖宗旧有土地啊！”
富弼说：“后晋用卢龙之地（今河北东北部）贿赂贵国，周世宗攻取三关之南境域，都是前代的事。如果贵国、我朝各自向对方求索土地，又岂是北朝之利？”
辽兴宗
会见结束，富弼告退，刘六符迎着富弼说：“吾主耻于接受钱财，如果坚持要关南10县土地，怎么办？”
富弼说：“本朝皇帝说了：朕为祖宗守国，岂敢胡乱把土地给人？北朝想要的，不过是租赋罢了。朕不忍多杀两朝百姓，才甘心委屈自己，增加岁币，若北朝一定要地，是志在败盟，借此做托词。当初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天地鬼神都曾临见，如今北朝首发兵端，错不在我。天地鬼神，能欺瞒得过吗？！”
第二天，辽兴宗召富弼一同打猎，招呼富弼骑马到近前，又说如果得到土地则欢好可久。
富弼反复陈说必不可能，且说：“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
打猎结束，刘六符说：“吾主听了公所说的荣辱之言，心中很有感悟。如今惟有结婚可以商议了。”
富弼说：“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嫁，陪嫁是一次性的，不过10万贯钱，哪里比得上岁币好处的无穷？”
其后，辽兴宗再次召见富弼，让他回国，告诉他说：“等卿再来，我将在土地、岁币、结亲三项中选一项，把事情定下来。卿来的时候就把国家定盟的誓书带来。”
富弼回国复命，经过宋仁宗与朝臣商议，宰相吕夷简向富弼传达宋仁宗旨意，命令富弼起草答复辽国的国书和誓书，共写国书2封，誓书3篇。宋仁宗的旨意主要为：辽国如果要议婚，则不增岁币；若辽国能让夏国归降宋朝，则每年增加银、帛20万匹两，做不到，则只增加10万。
富弼向宋仁宗上奏，请求在誓书内增加3项内容：一，两国边界的河塘、坑淀不得扩展；二，各自不得无故增添边界驻扎兵马；三，不得收留从对方逃亡的各色人等。
国书和誓书定稿以后，富弼请求誊录副本，一并带往辽国。
七月二十二，富弼与副使张茂实一行出发。
富弼等人走到武强县（治今河北武强），宋仁宗派出的“中使”带着誓书5盒连同副本在夜晚赶到，交予富弼。
行至乐寿县（治今河北献县），富弼忽然想到：“自己建议在国信、誓书中所增加的3件事，都是与辽国约定好的，万一书词有异，则辽国必然产生猜疑，那样自己出使的任务就失败了。”
富弼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茂实，二人秘密打开国书、誓书的副本阅读，果然如富弼所料。
富弼当即给宋仁宗写了奏章，派使团官员宋诚、蔡挺赶回开封，到中书门下省向宰相通报。宋仁宗想了解具体情况，收到富弼的奏章后，急忙在便殿召见蔡挺，之后下诏给富弼，指示他：增加的3件事只可口说，不能写入国书、誓书。
富弼得到宋仁宗的诏书，明白了吕夷简并没有依照起草文件时和自己的商议，把3件事写入国书、誓书，耍了阴谋，急忙把宋朝送与辽国的礼物嘱托给张茂实，自己快马疾驰，回返开封，亲自向宋仁宗汇报情况。
富弼到达开封，已是申时（15:00-17:00），到禁宫通报机构“閤门”请求面见宋仁宗时，“閤门”工作人员拘泥旧制，说需要先报告皇帝求见人的姓名，得到批准后第二天才能进见。富弼责备工作人员，要求必须“事急从权”，工作人员被迫以出现紧急情况为由奏报宋仁宗，富弼得以进宫面见宋仁宗。
见到宋仁宗，富弼气愤地对宋仁宗说：“宰相这样做，是想致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但国事怎么办？！”
宋仁宗急忙召来吕夷简、富弼的岳父、国家最高军政机构长官枢密使晏殊等人，询问是怎么回事。
吕夷简意态从容地说：“这只不过是失误而已，改正过来就行了。”
富弼听后，“语益侵夷简”，说话对吕夷简更加不客气。
宋仁宗转头问晏殊：“晏枢密有什么意见？”
晏殊答道：“坦夫（吕夷简字“坦夫”）决不会做这事，恐怕真是失误。”
富弼见晏殊如此说话，一时忘了与晏殊的翁婿身份，愤怒地叱骂道：“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晏殊奸诈邪恶，与吕夷简结伙欺骗陛下！
宋仁宗最终采纳了富弼的意见，下诏由翰林学士王拱辰改写了国书、誓书。
当晚富弼留宿在翰林学士院，第二天拿到改写后的文件，才继续上路。
宋仁宗
到达辽国，辽国不复求婚，只想增加“岁币”，但又提出：“南朝写给我朝的文书称给我朝的岁币应该说是‘献’，否则就说‘纳’。”
富弼力争不可，辽兴宗说：“南朝既然怕了我朝，对这两个字还有什么争的？如果惹恼我，我拥兵南下，不会后悔吗？！”
富弼说：“本朝兼爱南北，所以不惜改变已成多年的盟约，怎么说是怕？如果不得已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那就不是我这个使臣所知道的了！”
辽兴宗说：“卿勿固执，古亦有之。”
富弼说：“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突厥首领）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
富弼说此话时“声色俱厉”，辽兴宗看出富弼不会屈服，就说：“此事我自当派人去南朝商议。”又派了刘六符到宋朝。
富弼回朝，上奏宋仁宗说：“臣以死拒之，北朝的气势已经受挫，可以不应许他们。”但“朝廷竟以‘纳’字与之”。
富弼最初受命出使辽国，家人告知，他的一个女儿去世，第二次受命，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皆不顾”，都没有管。
五、富弼结局
庆历二年，富弼奉命出使辽国，宋仁宗升其官职为“枢密直学士”，宋辽两国达成协议，富弼立下大功，宋仁宗再升他为“翰林学士”，但富弼“皆恳辞”，说：“给辽国增加岁币，不是臣的本心想法，只不过因为国家正在讨伐李元昊，没有机会与辽国争胜，所以不敢在朝堂之上以死相争，怎么敢接受任命！”
三年，宋仁宗提出任命富弼为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副长官“枢密副使”，富弼辞谢更加坚决，只得改授他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
七月，宋仁宗再次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向宋仁宗上言：“我朝既与辽国结好，议事的人便称没有事了，万一辽国撕毁盟约，臣死且有罪。愿陛下时刻想着辽国轻蔑侮辱我朝之耻，坐薪尝胆，不忘振兴朝政。”并把任命书当面交还给宋仁宗。
一个多月后，宋仁宗又提出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并派宰相劝谕富弼：“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弼乃受”。
当时宋仁宗“锐以太平责成宰辅”，急于让宰相辅佐自己实现天下太平，几次下诏督促时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范仲淹与富弼等提出治国办法，又打开专门用来收藏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御制”文集、书法作品的“天章阁”，给范仲淹、富弼等纸、笔，让他们各自写出想做的事情；又命令范仲淹主持与西夏往还的“西事”，富弼主持与辽国往还的“北事”。
富弼遵旨给宋仁宗奏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从此“小人”对富弼、富弼与范仲淹等遵宋仁宗之旨而实施的“庆历新政”不高兴起来；后来，富弼又因向宋仁宗进言与西夏交战策略，得罪主政陕西地区军政的官员夏竦，遭到夏竦“飞语”诋毁，“弼惧”，“求宣抚河北”，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岁余，谗不验”，升官职为“给事中”，改任青州（治今山东青州）知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再以“大学士”官职改任郑州（治今河南郑州）、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知州、河阳府（治今河南孟阳）知府，再升官职为“观文殿学士”、“宣徽南院使”，实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长官“判并州”。
至和二年（1055），富弼受召回朝，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官职与文彦博一同受任宰相，宣布任命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宋仁宗暗中观察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人任命宰相，有的是因为梦中得到上天指示，有的出于卜卦，哪像今日人情如此啊！”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富弼以80岁高龄去世。
《宋史·富弼传》后之“论”说，当国家隆盛之时，大臣必有长寿之福，推其有余，足庇当世。富弼两次出使辽国，代表国家与之结盟，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刀兵，“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富弼
参考资料：《宋史·富弼传》《吕夷简传》《晏殊传》，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褒贤集·祭文·富弼〈祭范文正公文〉》，范纯仁《范忠宣集·卷十七·富弼行状》，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杜大珪《琬琰集删存·卷二·富言墓志铭（富弼为父亲富言作）》，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四·宋纪四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