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宋神宗
3.元丰改制
其三，成败得失
元丰三年八月，宋神宗发布改革官制的诏令，九月，批准“详定官制所”制定的“寄禄新格”即官员新的官阶；元丰五年二月，颁布新的官制条例“三省六曹条例”，对中书、门下、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秘书省、九寺、五监等中央部门的统属和职掌做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并于当月按照“三省六曹条例”正式推行新的官制制度，是为“元丰官制”。
“元丰官制”恢复了中书、门下、尚书省的实际地位和职权，取消了与其职责重复的中书门下省、谏院、起居院等机构，将“银台封驳司”并归门下省，撤销“舍人院”，将其为皇帝起草“诰敕”的职责还给中书省，中书省“拟旨”、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的职权回属，恢复为宰相机关，“三省”长官重新成为宰相，以下官职如中书省、门下省侍郎、尚书省丞、郎、舍人、给事、谏议、起居等官也恢复了与官名一致的职责，同平章事、参知政事、知谏院、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判省事等官名、职务取消；
在吏礼刑工户六部改革中，吏部取消审官东院、审官西院和三班院，将审官东院的职责划归“尚书左选”，审官西院的职责划归“尚书右选”，“流内铨”的职责划归“侍郎左选”，三班院职责划归“侍郎右选”，考察、选任官员的“铨选”之权重归吏部；户部自宋朝建立就成为无职掌的虚名部门，“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筦库，悉归三司”，此次废除了三司，户部收回全部职权；宋朝建立之初，先后设立“礼仪院”、“太常礼院”、“贡院”等机构，尽夺礼部职权，宋仁宗于天圣年间罢除了礼仪院，此次尽废太常礼院和贡院，恢复了礼部职权；改制之前，司法权分由“审刑院”和“纠察在京刑狱司”执掌，此次将其全部废除，职权转交刑部；
同时，废除了宣徽院、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和各种无职掌的“馆阁之职”。
宋朝官员上朝
元丰改制的实施，取得了一些预想中的效果，主要为：
官职“名实相副”，废除了原来“职事官名”即官职名称仅作为官员领取俸禄的依据的做法，将官名与职事统一，官员任什么职务就拥有、行使应用的职权，改变了“官有其名而不除（委派）者甚众，皆无定员、无月限，不计资品，任官但常食其奉（俸）而已”的状况，消除了冗官滥吏；
裁撤了一批机构，改善了宋朝建立以来机构重叠、职权分裂、官吏冗杂状况，统一了机构事权，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办事效率；
节省了行政、特别是官员薪俸支出，熙宁八年（1075）的官俸支出为每月3万余贯，元丰五年（1082）“寄禄新格”实施后，每月节省2万贯，低至1万余贯。
然而，元丰改制也有严重的不彻底之处：
为了贯彻“祖宗以来”为防止文武官员篡位、专权而确立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国策”，依然保留了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像依《六典》设置中央机构的唐朝一样，将军权交予宰相，军政权的分离，给宋朝的军事能力、特别是对外作战能力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恢复且各掌实权，导致其互相牵制、互相干扰，严重影响了皇帝诏令等决策的下达，拖延了中枢机构的办事效率，苏辙曾论，“凡事皆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所以为重慎也。臣谓国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则可。至于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议者，一切依此，则迂缓之弊所从出也。假如百官给假、有司请给器用之类，此所谓日生小事也。臣僚陈请兴革废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当之类，此所谓事之方议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执政批状直付有司，故径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罢批状，每有一事辄经三省，誊写之劳既巳过倍，勘当既上，小有差误，重复施行，又经三省，循环往复，无由了绝。至于疆埸机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办，不可得也”；
改革只在中央机构进行，没有在地方实施，收效也就难如人意，如节省官俸，每月不过2万贯，虽然宋神宗为之颇感欢欣，实难称为“效果”；
更深层次的是，改革削弱了宰相的权力，使得皇帝集权急剧加强，北宋中期以前，皇帝远不是为所欲为，权力受到以宰相为首、以谏官为代表的各级、各类官员的监督，尤其是“中书门下省”取代“三省”，成为唯一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宰相的权力极大，皇帝实际上并不能直接管理朝政，改制之后，皇帝终于能够直接管理朝政，中央权力几乎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官员只能“贯彻执行”。从此，这一做法在后世不断强化，至清代达到高峰。
宋神宗
参考资料：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当代·秦邕江《试论北宋元丰年间的官制改革》（《学术论坛》198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