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到万历年间，以侯一文为代表的官员团体是明代修志的主力——嘉靖二十年（1541），乐清知县欧阳震建名宦、乡贤二祠。嘉靖二十八年（1549）毁于飓风，嘉靖三十一年（1552），乐清知县杨錀重修文庙成，侯一元作《乐清县学重建孔子庙碑》以记其事。
隆庆五年，知县用宾始建启圣祠于庙东，万历十一年（1583），县令胡汝宁出资，对殿庑、明伦堂、学门及泮池等修理扩建，侯一元应乐清县学师生之情，作《重修乐清县学记》以记其事。同样万历十二年（1584），永嘉知县陈其志修永嘉县学圣庙，请侯一元作《重修永嘉县学碑记》。
此外还有一些为了表彰有功之臣的祠庙的建立作记，这些祠庙的建立是为了表彰有功之臣。张公祠为温州参将张鉄建，嘉靖年间任温处参将。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攻乐清城，以张鉄力战防守，城得保全。邑人感戴其德，立生祠以祭之。
万历五年（1577），杨邦宪从温州知府任上离任，郡人建生祠以祀之，请侯一元作《郡伯杨公生祠记》。侯一元虽然并未实际参与到这些工程的兴修之中，但县学、文庙和祠庙，是官府创建来，传播儒家文化，教化民众的地方，侯一元为之重建所作之记、序，是他参与到地方事务中，以及拥有地方文化权力的体现。
嘉靖二十年以后，温州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侯一元积极参与到赈灾和救荒措施的讨论中。嘉靖二十四年，温州因为连年荒旱，出现大饥荒，谷价大涨。“永、乐、瑞、平皆然，惟泰顺稍稔。邻邑荒民多就食，斗米值二百钱”。在南京做官的侯一元写信给当时的温州知府洪垣，条陈救荒之策。
侯一元的救荒之策
侯一元提出三条措施，一是平价，因为连年灾害，常平仓的补给受到影响，丰年购进粮食储存，歉年卖出粮食以稳定粮价的功能受到限制。
侯一元提出，可以借鉴范仲淹的“不限米价，米更以贱”，因为“他郡抑之，公更增之。已而米商云集，价亦随之减”。二是劝粟，即鼓励富户捐献粮食。要在官府的主导下，考虑到不同富户的情况。
三是闭籴，不许往邻州郡卖粮，粮食只能在温州五县内流通，此为不得已之政。侯一元的建议是否被洪垣采纳不得而知，但洪垣确是因为此次饥荒中，饥民杀人，被罢官。“知府洪垣以富户闭廪，下令定价平粜，违者加之罪恶少辈遂藉此要之。于是富户虞贾害，竞通外境人贸籴谷遂罄。”
洪垣要求富户平价卖粮，结果海上米商望风而来。导致米更少，价格更高，平价政策并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万历二年，永嘉发大水，“永嘉大风雨禾稻多淹，连水三次城中可通舟楫，江溪之民溺死者众。瑞安亦然，邑令周悠、主簿汪玄寿发仓廪赈恤。是年八月乐清大雨，水浸半壁，伤晩禾。”再次引发饥荒，仓谷不继。
侯一元在给温州知府杨邦宪的信中提出，要临时减免应收的租赋，以缓解谷价上升带来的风险。此外侯一元也曾就渔税征收的事情写信给地方官员，“濒海小渔苦税，豪猾多洼置，而细民屈抑，即与耄老坚请方伯兄白之有司，得减税半。”
侯一元为赈灾与救荒之事、渔税征税之事，积极的向地方官员为民请愿，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发挥着作为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侯一元与地方文化权利的博弈
隆庆五年（1571），侯一元受乐清知县胡用宾之请，总领志局，主修乐清县志。至次年六月告成，修成隆庆《乐清县志》七卷。但风波也随之而起，侯一元认为正德、嘉靖年间的赵性鲁以书法而授内阁中书，不是正式功名而不予立传，这引起了赵氏家族的强烈不满。
赵氏不但多次要求当道主持公道，还把新县志的错误逐条摘出，刻成《邹人颡嚣》一书，广为传布。在此情况下，侯一元不断写信给地方官员和相关人士，对赵氏的指责进行辩驳。侯、赵之争最后由于浙江按察使萧廪的介入，侯一元取得了胜利。
侯、赵之争表面上是由赵性鲁是否应该入传而起，本质是地方大族对县志编纂权的争夺。侯一元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之后的“车参将仆碑”一事说明，其实地方士绅在向地方政治和文化权利网络扩张、渗透的过程中，也会遭遇反弹，其影响也有限度。
明代温州的修志群体
明代温州地方志的修纂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据洪焕春的《浙江方志考》统计，明代温州共修府志5种，县志15种，共20种，流传至今的有9种，除《永乐乐清县志》，大都集中于明中后期。
嘉靖到万历年间，是明代修志的高峰期，据巴兆祥先生统计，明代共修志3470种，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共修志1707种，占明代方志总数的49%。
这一时期，也是温州方志纂修的高峰期。考察隆庆《乐清县志》的修纂背景，有必要把其放在明代温州方志修纂的整体情况中进行思考。府、县志的修纂是地方事务中的重要事件，政府和地方社会均高度重视。
一般都是34方官员为主持，比如知府、知县，聘请本县人士来纂修。温州几部县志的主修人员基本上都是以丁忧或退休居乡的官员为主，他们进士出身，学识渊博，有丰富的修志经验，都是明代温州著名的官员、学者，并且出现了修志家族，掌握着地方的文化权力。
《弘治温州府志》的主修者王瓒是温州府永嘉场人，弘治九年（1496）中进士，殿试得一甲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十年（1497）奉旨纂修《大明会典》。
弘治十二年（1499）为父丁忧回乡，父丧丁忧期间，应温州知府邓淮之请，会同蔡芳于南塘日新寺编纂《弘治温州府志》，总为二十二卷，越六月而成。王瓒曾参与编修《大明会典》，积累下丰富的编纂经验。
《嘉靖温州府志》由张璁独自纂修，是一部私人纂修的温州地方志书。张璁是正德十六年进士，嘉靖八年（1529）任内阁首辅，嘉靖十四年（1535）退休回乡后，为“藉方志之体，抒一家之言”，纂修了《温州府志》。
嘉靖《永嘉县志》修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主纂者是王叔果，王叔果是温州府永嘉场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司副使。
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叔果引疾乞休归乡后，即着手修撰嘉靖《永嘉县志》。王叔果在任湖广右参议时，曾有过编修《承天府志》的经历。万历《温州府志》的主纂者王光蕴，是王叔果的儿子，嘉靖四十年（1561）举人。
王叔果编纂《永嘉县志》时，王光蕴自始至终参与。万历二十六年（1598），温州知府林继衡，敦请王光蕴、王继明主持修订《温州府志》，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成付印。
王叔果、王光蕴父子，主纂了嘉靖《永嘉县志》、万历《永嘉县志》、万历《温州府志》三部志书，尤其是万历《温州府志》价值很高。另外一个在修志上用力颇多的就是侯一元了。
侯一元在隆庆、万历年间，致仕回乡之后，也参与了温州三部方志的编纂。侯一元最早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就以大名兵备副使的身份，主持纂修《大名府志》，并为府志撰写了一篇序文。
隆庆五年（1571），侯一元受温州平阳县令朱东光邀请为隆庆《平阳县志》整齐次第，删润文字。朱东光所作序中说到：“乃因暇日搜罗故实，摭葺成编，请于府公而就方伯二谷先生正焉。盖先生志文与道闻于国人，无几何，则削繁刈浮，绪正而事核。爰属季氏，校付梓人。”侯一元在所作序中写到自己“整齐次第，述而不作”。
隆庆《平阳县志》最早见载于《千顷堂书目》，后世著录多袭之。《千顷堂书目》卷七载：“侯一元《平阳县志》八卷，隆庆辛未修，邑人。”
侯一元并不是平阳人，县令朱东光却选择邀请侯一元来为县志把关并作序，以至让后人认为侯一元是隆庆《平阳县志》的主纂者，可见此时侯一元在温州社会的声望。
无独有偶，万历元年（1573），泰顺知县王克家修泰顺县志，也是请侯一元及弟一麟订正义例，删润文字。根据王克家所作朱东光：《平阳县志序》，隆庆《平阳县志》，清康熙年间增补抄本。
侯一元：《平阳县志序》，隆庆《平阳县志》，清康熙年间增补抄本。（明）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的序文，“属乡大夫士张君庆昉、毛子一兰、胡子良工厘辑成帙”、“请于方伯二谷侯先生暨其季舜昭氏订正删润”。
可知《泰顺县志》的主纂者当为张庆昉、毛一兰、胡子良等人，侯一元和侯一麟仅为校订者。而侯一元在《二谷山人近稿》中的《重修泰顺县志序》写到“愧余衰病，不能为役，而余弟也”。
可见侯一元连校订也未参加，不过《泰顺县志》序文中将此句删去了。但《千顷堂书目》和雍正《浙江通志》都认为侯一元、侯一麟是《泰顺县志》的主修者，《千顷堂书目》卷七载：“侯一元、侯一麟《泰顺县志》八卷，万历癸酉修，乐清县人。”直到清末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中才将此问题说清。
总的来说，侯一元在修纂方式上，虽然从《弘治温州府志》开始，已经设志局，组织地方士绅作为修纂群体共同书写，但事实上仍以这些居乡官员和学者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