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每个大一统且强盛的王朝之前总会经历一个或几个“倒霉催的”短命的王朝，这些王朝有的籍籍无名，至今能准确叫出来它的名字的人寥寥无几，而有的就是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而这其中的代表“王朝”在唐以前首推隋朝。
仅仅历经三十八年的时间，隋朝便掩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国祚短命的原因是多重的，而其中君臣关系显然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隋代的君臣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对于后面的朝代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而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君主猜忌可以说是皇帝的一个共性，但像隋代君主这样过度猜忌的情况确实十分突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隋文帝、隋场帝二人都是通过阴谋手段夺得帝位，自然对于他人冀图通过类似手段夺取皇位格外防范。这样一来，猜忌臣下便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唐太宗：“感谢表叔以及表叔公国灭般的提醒”
隋朝享国祚三十余载而速亡，这一点对于经历了隋末战乱的唐太宗来说显然是刻骨铭心的，他自己所说的隋朝因“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灭亡”一语便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唐初君臣意识到互相信任、和谐稳定的君臣关系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意义是十分巨大的，这关系到帝国政权的合理运行。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相对和谐的君臣关系促成了唐初政治的清明和稳定。
清代学者赵翼分析唐太宗任用群臣时说：“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
赵翼认为唐太宗之所以善于任用臣下，很有可能是得到隋朝统治者“刚愎猜忌”而不肯委政于臣下的教训。赵翼的分析是十分准确和符合实际的，关于这一点，唐初大臣也有同样的认识。
由此可见，唐初君臣对于隋代君主猜忌而不肯任用臣僚的做法很不认同，唐太宗显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他甚至勉励臣僚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唐太宗的这一番话语很好地反映了他对于大臣的信任，因为他不仅认识到隋朝君主的“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不能使政事“尽合于理”，而且明确提出了国家政事应该“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的观点。
唐太宗对于臣僚相对来说比较信任，通过“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以求更加合理地处理政务。此外，唐太宗还坦诚告诫臣下说：“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唐太宗要求大臣在处理政务之时能够“各尽至公，共相切磋”，这就体现了他对于臣下的信任、任用，以及希望依靠群臣的智慧才能和君臣上下的齐心协力来达到共同治理好天下的心愿。
陈叔达也曾进谏说：“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臣所以竭诚进谏。”而魏征还曾劝谏唐太宗说：“隋高祖不知礼义，宠树诸王，使行无礼，寻以罪黜，不可为法，亦何足道！”魏征、陈叔达等大臣通过列举隋朝统治猜忌宗室、宗室之间又“自相诛戮”的例子，指出隋朝君主与宗室之间“主忌臣叛”的君臣关系，即互相的不信任。
魏征听闻此事之后便上疏进谏：魏王既是陛下爱子，陛下须使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时人以为不可……犹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宁息，既能以宠为惧，伏愿成人之美。”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诤谏，“遂遣泰归于本第”。
魏征为了防止唐太宗如杨坚一样“宠树诸王”，提醒他应该“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君主与宗室的关系。因此，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唐太宗吸收了隋朝君主与宗室关系不和谐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清醒的认识。他说：“我见隋家诸王，达官一品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
由此可见，唐太宗吸收隋文帝时“诸王擅威”的教训，认识到对待宗室皇子应“不许其纵横”。通过对隋朝宗室问题的借鉴，唐太宗能正确认识到处理宗室问题的关键点，从而使其能通过相对稳妥的政策来处理君主与宗室之间的关系。由于隋朝在“天下隆盛”的情况下短命而亡，这使得唐初君臣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大臣说：“当今远夷率服……然安不忘危，理不亡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征也说：“天下今虽太平，臣等犹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殆耳！”因此，唐太宗多次与朝臣谈到隋朝统治者不纳谏言的事情。
贞观初，他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唐太宗指出隋炀帝不喜欢大臣进谏，而“臣下钳口”的结果却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可见他认为“非直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是隋朝国祚短暂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唐太宗还这样评价隋炀帝与臣下的关系：隋炀帝好自矜誇，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统治者不信任臣下、拒绝纳谏而导致国家致迅速灭亡的教训，不仅指出了臣下不进谏的害处，即“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而且君主则会因“身不闻过，恶积祸盈”而亡国。
因此，唐太宗要求臣下必须“匡谏，不避诛戮”即使“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由此可见，唐初许多朝臣敢于直言进谏显然是与唐太宗本人的鼓励有很大关系的，如魏征便以谏诤为己任而受到重用。
唐初政治的清明与唐太宗信任百司、喜纳臣下谏诤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而且，唐太宗还常常想要保全功臣，希望他们能各抒己见，不要怕会受到惩罚。这样一来，朝廷臣僚不仅敢于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政治看法，还能得到唐太宗的诸多宽宥和理解。这一做法显然是吸取了隋朝统治者由于猜忌诛杀功臣而导致反叛的教训。
因此，唐太宗和大臣通过时常探讨隋朝君臣关系的得失，分析君臣关系不和谐的不利影响，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因此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不仅要求大臣诚恳进谏，而且指出君臣一体对于处理国家政务等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隋朝“主忌臣叛”的君臣关系为唐初君臣关系的相对和谐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贞观政治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