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时出现了北宋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朝廷各项制度不断成熟的同时，冗兵、冗官、冗费等弊端所带来的危害也不断加深。
同时西夏崛起叛宋，北辽虎视眈眈，仁宗朝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宋仁宗赵祯，宋朝第四位皇帝，乾兴元年（1022）二月即帝位，时年十三岁，嘉祐八年（1063）年驾崩于汴梁皇宫，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一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然而其在位前期，上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下有朝局糜烂，天下事，事事不如意。
太后称制
乾兴元年（1022）真宗崩逝，诏皇太子“于柩前即皇帝位，然念方在冲年适临庶务，保兹皇绪，属于母仪，宜尊皇后为皇太后、淑妃为皇太妃，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
自此开始了十一年的太后掌权时期。这一时期，皇帝年幼，国家大事仰赖太后及一众辅臣集团。围绕着太后掌权和大臣限制太后权力发展这一矛盾，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此时宋初创立的祖宗之法已趋于成熟，各类国家机器已逐渐完善，经济、政治不断发展的同时一些弊端和缺陷也不断显露出来。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危机严重、党争激烈、军事上兵多而力弱等弊端。
政治上太后垂帘听政，政事由太后和辅臣决断，皇帝发挥的作用很小，此时士大夫在维护皇权，限制太后权力发展方面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宋代的士大夫不似前代那样多出自高门大族，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贫寒士人，没有门第背景，只有受儒家深刻影响的忠君爱国思想。
既坚定维护皇权的至尊地位，又将皇权约束在制度范围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太后亲政的十年时间里，尽管多次尝试僭越皇权，却始终不能成为第二个女皇，而太后和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始终贯穿了太后听政时期。
仁宗即位前就有支持太后掌权的丁谓集团，和支持太子监国的寇准集团之间的斗争。
刘太后，史载：“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围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
说明刘太后在真宗时就得以隐于后方参与朝政，且本人有较强的执政能力，只是此时真宗身体尚且健朗，刘太后得以参与朝政是在真宗默许的情况下，权力发展也受到真宗的约束。
直到天禧三年（1019），真宗病重，政事多决于皇后，此时真宗清醒不定，刘后的权力发展失去了强有力的遏制。
史载：“（天禧三年五月）己未，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夏守恩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依前泰州防御使。洛苑使、勤州刺史、同勾当皇城司刘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昭州防御使。上不豫，中宫预政，以守恩领兵倚用之，故与美并命。守恩寻前迁殿前都虞候，美迁马军都虞候。守恩仍权领殿前步军司，美权领马军司事。”
刘美是后族，夏守恩是皇后亲信。在外，刘后以此二人掌禁军，控制皇城，在内，趁真宗病重，由暗转明干预朝政；在朝，有丁谓、钱惟演、曹利用等人与之为伍，为其名正言顺的掌权铺平道路、排除异己。
排除的对象，首先就是支持太子监国的寇准等人，真宗亲信周怀政密告寇准，真宗有以太子监国的意愿后，寇准密奏真宗，想让太子监国，将丁谓、钱惟演等人排挤出权力中心。
后因寇准醉酒失言，谋泄被贬为太子太傅，参与计划的周怀政担心被治罪，继而密谋杀丁谓，奉真宗为太上皇而传位太子，使皇后不得干预朝政，却遭杨崇勋等人泄密，周怀政被杀，寇准被贬道州司马，乾兴元年（1022）再贬雷州，卒于此地。
此后寇准集团成员盛度、王曙、李迪等相继被贬，这场权力争夺以寇准集团完败告终。在丁谓等人的支持下，刘太后得以在真宗驾崩后顺利掌权监国，合理合法的从幕后走向台前，丁谓权势盛极一时。
然而刘太后与丁谓的同盟却不断产生裂痕，最终分崩离析。裂痕首先发生在对于刘太后听政权限的争夺。
真宗遗诏“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丁谓想要将遗诏中的“权”字去掉，以达到限制刘太后权力，独霸朝纲的目的，被王曾阻止。
然王曾此举不是因为他支持刘太后，而是寇准一党相继被贬后，朝堂上已难有能与丁谓一较高下的势力，刘太后无疑是阻止丁谓最合理合适的人选。
此后，丁谓又想将太后和皇帝分开单独听政，与刘太后多次发生矛盾，直到永定陵案发生，反丁谓的其他朝臣、意图除掉丁谓的太后，明里暗里的推波助澜，丁谓终被罢相。
永定陵案指的是宦官雷允恭私改真宗陵址吉地，挖掘过程中出现漏水的事件。
丁谓身为山陵使即永定陵的监造官知情不报、蓄意隐瞒，且多次与刘太后因权力纷争发生矛盾，嫌隙暗生。
王曾等朝臣又利用此事积极打压丁谓，最终雷允恭以擅移皇堂，盗窃陪葬等罪名杖死于巩县，籍其家。
丁谓以密交孽寺，致山园擅易、私营器用等罪名降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时欲亟行”、“坐谓罢者，自参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数人”，冯拯接替为山陵使。
丁谓不除，其权力发展的野心势必威胁到刘太后的地位，可丁谓一除，刘太后又失去了在朝廷的一个有力支持和发声人。
丁谓被贬后，首相冯拯又多次上表辞官，王曾是新任首相的热门人选，然而以王曾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素来坚决地限制刘太后的权力的发展，力图将刘太后的权力控制在所规定的范围内。
如何在朝廷中安插一个顺从自己的亲信，以达到掌权固权的目的是，刘太后此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丁谓倒台后，其党人或贬或罚已不能再用，朝臣集团也不会同意刘太后再重用丁谓的朋党，刘太后又不愿王曾等反对自己的势力把控朝政，王钦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朝拜相的。
王钦若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善于奉承，以积极迎合真宗求仙问道而尤为真宗所信，真宗时就已官至副相，但其为人恋势贪功、贪赃枉法、掩贤善妒，仁宗即位后又与丁谓不相悦，被丁谓以擅去官守的罪名“降司农卿、分司南京，夺从益一官”。
总之，王钦若在朝堂中的名声一向不好，也正因其与丁谓和其他朝臣都有矛盾，才成为刘太后控制朝堂的合适人选，即与其他朝臣不睦，又不属于刚刚才获罪的丁谓一党。
在刘太后的鼎力支持和极力谋划下，天圣元年（1023）九月王钦若二度拜相。
然而即使有刘太后的鼎力支持，王钦若在朝中依然举步维艰，“然钦若亦不复能大用事如真宗时矣。同列往往驳议，钦若不堪。”
太后顶着重重压力任命的宰执大臣，无法带来更大的利益，王钦若之后上任的历任首相，王曾、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不是竭力反对太后僭越，就是在维护皇权的基础上对太后妥协，都不可能成为太后僭越皇权的帮凶。
每当太后的行为有所僭越或不合规矩仪制，都会受到朝臣集团的反对。如乾兴元年（1022）刘太后以仁宗年纪小“卧起晚”为由，想“令内侍传旨中书，欲独受群臣朝”，被丁谓竭力拒绝。
天圣七年（1029）二月，“有上言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以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独曰：不可。退谓同列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还有，“帝与太后将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辇前帝行，宗道曰：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嫁从夫，夫殁从子。太后命辇后乘舆。”
除了关于皇权尊卑的问题，其他方面刘太后的权力和行为，也受到士大夫集团的监督和反对，如玉清昭应宫受火灾，太后欲修缮，范雍、王曾皆阻之。
刘太后无法通过朝臣集团来获取更多的利益，且随着仁宗年岁渐长，请求太后还政的声音越来越多。早在乾兴元年（1022）刘太后听政之初就向朝臣承诺“候上春秋长，即当还政。”
事实上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薨逝后，仁宗才得以亲政，在这期间请求太后归政的言论始终没有停止。
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范仲淹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乞补外”。天圣末李遵勖对章献太后言：“臣无他闻，但议者谓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时还政。太后曰：我非恋此，帝年少，内侍多，尚恐未能制之耳”。
明道元年（1032）八月滕宗谅、刘越请太后还政，皆不报。明道二年（1033）侍御史孙祖德请还政。还有，林献可“明道初，献可抗言请皇太后还政，太后怒，窜于岭南。”
此外刘涣、石延年等也曾上书奏请太后还政，只不知详细年月。这些上表请求还政的官员，大多遭到贬黜，直到仁宗亲政才又得到提拔。
仁宗朝前十年的政局，就在朝臣和刘太后的斗智斗勇中度过，还伴随着不抑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危机。
经济上由于冗官、冗兵导致冗费现象严重，加之连年的黄河水患，财政危机愈发严重。
早在天圣元年（1023）就有朝臣提出“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夷狄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权三司使李谘尝奏事言：“天下赋调有常，今西北寝兵二十年，而边馈如故，他用浸广。戍兵虽未可减，其末作浮费非本务者，宜一切裁损，以宽敛厚下。”
盐铁判官俞献卿亦言：“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数倍矣。”
仁宗时的财政危机已经很严重了，尽管仁宗一再下令节省开支，仍然无法解决仁宗朝的财政危机。
军事上，自澶渊之盟约宋辽为兄弟之国以来，每年双方皇帝、太后生辰或其他节日均互派使臣道贺，宋辽边境久无大战。
西夏又值李德明治理时期，不似其父李继迁般叛服无常，终其一生，向宋称臣，受封夏王，看起来仁宗统治前期太后称制阶段的外部环境是比较安稳的，但新的危机早已悄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