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最顶级的诗人里，李太白以雄奇飘逸见长，杜工部以沉郁厚重为尊，而要说到浅切平易，白乐天堪称翘楚。据说，就连村间老妪都能读懂。
不过唐朝是个诗歌的年代，甭说村间老妪，剪径毛贼都以读诗为乐，与白乐天同时代的诗人李涉，就有这样一段离奇的经历。
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1年），太学博士李涉，前往九江探望弟弟李渤。
船行至浣口，遭遇匪徒拦路，劫匪厉声断喝：“船上何人？”
船夫答道：“是李博士！”
匪首听后问道：“可是写下‘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李博士？”
船夫回答：“然”
匪首马上收起砍刀，说道：“既然遇到李涉博士，我们不劫财了，劫个色！”
“啊！不对！是求个诗，可否？！”
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
当然了，我们要写的不是李涉博士，但有两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首先，李博士被劫诗的时间是长庆二年，恰好是唐蕃长庆会盟（公元821年，长庆元年，吐蕃彝泰七年）的次年。
其次，当时唐朝的社会环境是盗匪遍地（“世上于今半是君”），即便逃跑也不用隐姓埋名（“他时不用逃名姓”）。
基本社会环境是唐蕃两国能坐下来会盟的基础，以当时唐朝的战争潜力几乎都被拖垮，可以想见吐蕃国内又会窘迫到何种程度。
可能有些人一直都认为吐蕃很能打，也确实，吐蕃军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术能力很棒，起码在绵延二百年的国战中，与唐、大食两强打了个不相上下。
但国战比拼的，并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整个国家的战争潜力和国家动员能力。
唐蕃两国有点像二战时的德国和苏联，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陆军，闪电战可以理解为游牧骑兵大纵深穿插的机械化版，因此能够在苏德战争初期，以几十万为单位连续围歼苏军。
但最终的胜利者，却是战略纵深更大、战争潜力和动员能力更好的苏联。
唐朝也是如此，虽然在安史之乱七年间，损失了一千万以上的人口，但人口基数、劳动生产力和税赋收入依旧数倍于吐蕃。
所以，即便被吐蕃按在地上摩擦了几十年，唐军依旧有能力固守陇山一线，并在贞元年间，围绕着维州（剑南）和盐州（朔方）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战，连续战胜吐蕃。
当和平终于降临时，我们的主角白居易已远离了政治中心。元和十年（815年），他被贬出长安，赴任江州司马（今江西九江）。
不过，白先生在江州也没闲着，他偶遇了弹琵琶的妹纸，一高兴便写下了千古名篇《琵琶行》。
对宪宗元和十五年间（805—820年），相对比较平稳的唐蕃关系问题，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其实，元和年间战场上的刀光剑影确实不多，可朝堂上的勾心斗角却一点不少，而当时身为左拾遗的白居易，便参与了大量和吐蕃相关的外交工作。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太子李纯继承皇位，改元“元和”。
就在他继位当年，吐蕃遣使入长安请求会盟。
要知道，自公元787年5月（德宗贞元三年）平凉劫盟事件爆发后，两国关系跌入谷底，使节往来断了十几年。
但宪宗继位前后，吐蕃屡次三番遣使请盟，唐庭也开始表现的心猿意马、态度暧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新唐书·李吉甫传》里一针见血的，挑明了吐蕃手里的桃子。
面对吐蕃初次请盟，时任宰相李吉甫对宪宗说：“当年德宗时，南诏国还是吐蕃的盟友，为避免两线作战，故要与吐蕃会盟。而现在，异牟寻（南诏国王）跟咱是一伙的了，再和吐蕃和盟，恐怕他心里会有想法，不划算！”
吐蕃一看玄宗没答应，就加了点筹码，“复请献滨塞亭障南北数千里求盟”，南北数千里呀！这对有志于中兴唐庭的宪宗很有诱惑力。
又是李吉甫出来搅和的吐蕃的“好事儿”，他对宪宗说：“您仔细看看地图，吐蕃准备放弃的地方，都是“边境荒岨，犬牙相吞”之地。就是边吏拿着地图去，都不见得能搞清楚具体情况。现在，吐蕃拿着几张破纸就来了，这不是忽悠咱吗？”
虽然宪宗没答应会盟，但吐蕃使臣屡次三番的来，总不好让人空手回去。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宪宗下令，释放吐蕃俘虏17人回蕃，算是释出改善关系的信号。
吐蕃这边也跟着投桃报李，于次年8月释放包括僧人在内的450人回唐。
就这样，你来我往，朝堂上的关系，越来越热络。但这种热乎的关系仅限于朝堂之上，边境上刀兵相向的局面并没有改观。吐蕃边军依旧岁岁寇边，凭着轻裘快马的便利，掠夺唐朝的财货和人口。
最逗的是，唐朝边将为了应对吐蕃骑兵，被迫焚烧草场增加吐蕃的后勤压力，结果吐蕃还不愿意了，置信唐朝泾原四镇节度使朱忠亮“频见烧草，何使如此？”
朱忠亮接到书信后，不敢专断上奏了朝廷。于是白居易出面代笔，给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写了封信。
（这是边疆节度使之间的信函，虽然经过了唐庭，本着对等的原则，不能署皇帝的名号，这样太跌份儿，只能署朱忠亮的名字，所以叫《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书》）
白居易对吐蕃来书中“频见烧草，何使如此”的疑问回应道：“每年烧草这不是惯例吗？怎么突然就不习惯了？再说了，牛羊跑出边境，我们都没说啥，烧草的火过境，这算多大点事儿？”
另外，虽然咱两国关系老好了，但军队警备也不能没有呀！最近我们是修了几个城垒，也没在你地儿上修呀？俺们自个修着玩儿，你别疑神疑鬼的！
除了给边疆节度使代笔，白居易还给皇帝捉过刀。
元和四年（809年），唐使徐复来到拉萨，他随身带着一封宪宗写给吐蕃钵阐布（僧相）的信。这封名为《敕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书》的书信，也是白居易写的。
既然是写给吐蕃二号人物的信，礼数必需做足，不能上来说个hello，就谈正事，显得没风度不是？！
所以，白先生首先挥舞了好一顿大帽子，“器识通明，藻行精洁、真实合性，忠信立诚”，然后又充分肯定了僧相过去的工作，“叶和上国，宏清净之教，思安边陲，广慈悲之心，令息兵甲”，实在当得“既表卿之远略，亦得国之良图。”
紧接着就说“俺和你们领导关系可好了，我们是外甥和娘舅的关系，必须有始有终”（况朕与彼蕃，代为甥舅，两推诚信，共保始终），“你送来的奏章，可和我心意了，我看了三遍呢！”（览卿奏章，远叶朕意，披阅嘉叹，至于再三）
但抡完了大帽子，马上就开始捞干的了。
上面这段话，透露出了一个很惊人的内容，即吐蕃为了达成会盟目的，又加码了，开始用归还安乐（宁夏中宁县）、秦（甘肃天水）、原（甘肃镇原县）三州诱惑唐朝。
要知道，安乐、秦、原三州，可不是之前那个没营养的“千里之地”，秦州（天水）正对着西京凤翔府（宝鸡），原州直接威胁庆州（庆阳县）和泾州（泾源县），这两州不但是唐朝陇山防线的战略支撑点，还是联络关中和另一个战略支撑点灵州（吴忠市）咽喉，而安乐州正好位于这条联络线的侧翼。
所以白居易在信中寒暄过后，马上单刀直入，“所议割还安乐、秦、原等三州事宜，已具前书，非不周细，及省来表，似未指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割还三州的事儿，之前说的很详细了。但上次来信，你没提这事。”
如果两国想要会盟和好，需要重新划定边界（必欲复修信誓，即须重画封疆），但谈了几年都没进展（虽两国盟约之言，积年未定），就是卡在交还三州上了，只要还了三州，会盟大典马上就办（但三州交割之後，克日可期）。
唐朝之所以一口咬定，先交还三州再谈会盟，也是被吐蕃忽悠瘸了。
德宗初期，李适（唐德宗）因做太子时与回纥有旧仇，一心想联合吐蕃共同对付回纥。结果被尚结赞以归还盐、夏二州为诱饵，约在平凉川（甘肃平凉附近）举行会盟大典。
深谙边事的邠宁节度使韩游瑰上书直言：“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中唐名将李晟也认为，“戎狄无信，不如击之。”
但李适拒不纳言，被吐蕃军队在平凉川劫盟使、杀唐臣，这不但成了李适一生的耻辱，也让后世唐朝君臣心有岌岌。
加之，唐庭君臣发现，“又缘自议三州已来，此亦未发专使，今者赞普来意，欲以再审此言”，这下更是毫无信任可言了。因此，先把三州拿到手里，再谈如何划定疆界，便成了唐朝会盟的底线。
不过，在话锋犀利谈论三州之余，白居易也顺势向吐蕃要了个人情。
“当年平凉劫盟时，吐蕃抓了我们唐使，现在我们知道郑叔矩已亡故，但路泌尚在，既然要和谈，就让路泌归国，将叔矩遗骨送还吧，这也是表明诚信的方式。”
其实，吐蕃的最高层领袖赤德松赞和僧相娘定埃增（钵阐布）确有会盟和谈的意愿，交还三州有点难度，放个人、还具尸骸，还是很容易的。
最高决策层想会盟是他们心里清楚，吐蕃已成了东亚地区的公敌，西有大食、北边有回鹘、东有南诏，再加上体量庞大的唐朝，吐蕃的经济已经撑不下去了。
但问题是这件事他们说了不算，至少是不全算，吐蕃边疆的节度使们可没觉得打不下去。
他们觉得仗打得挺顺手的，每次都能从唐朝抢到东西，干吗要停下来？
（你没看错，虽然唐朝的节度使把唐庭祸祸得够呛，但吐蕃也跟唐朝学得有模有样，设置了五道节度大使）
另外，吐蕃军队的战果是分账制，赞普和边将各得其利。因此，发动战争成了边将及其家族，获取财货的最佳手段。会盟就意味着断了豪门的财路，边疆节度当然不愿意了。
果然，挂名蕃相掌控河陇军政大权的尚绮心儿跳出来反对，他的理论是“此三州非创侵袭，不可割属大唐来”，意思是说“三州不是从大唐抢来的，不能割给大唐。”
尚绮心儿的逻辑基础是这样的，吐蕃和蒙古人不同，攻拔城寨时不太喜欢屠城，而是围而不攻迫其投降。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攻取沙州（敦煌），吐蕃军队围城十二年，城中粮秣耗尽，不得不开城投降。
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吐蕃是个披着游牧民族外衣的农耕社会，人口是种必须且再生缓慢的重要资源。其次，吐蕃军队的攻城能力实在乏善可陈。
这次尚绮心儿就拿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出来说事，面对他的诡辩，白居易再次上阵，代皇帝之手起草了《与吐蕃宰相尚绮心儿等书》。
信中白居易毫不客气的驳斥道，你说“三州之地，不是从大唐抢过去的，所以不能割让给大唐。”
但这三州本来就不是吐蕃领土，不是抢来的，你告诉我是怎么来的？现在交还三州不过是物归原主，怎么就成了割让领土了呢？（且此本不属蕃，岂非侵袭所得，今是却归旧管，何引割属为词？）
况且，去年吐蕃使臣来唐时，谈及归还三州之事，说回去就向赞普汇报定夺。结果一年过去了，又来了两拨使节却说：“这些都是小事儿，赞普没时间研究”（又云比之小务未合，首而论之）。
两国使节代表国家体面，不是乡下老汉唠闲嗑，哪能出尔反尔？既然想要会盟，两国疆域未定，哪有基础会谈合约？（“即须重定封疆，先归三郡。若三郡未复，两界未分，即是未定封疆，凭何以为要约？”）
就是在这种反复纠缠的状态下，唐蕃会盟磕磕绊绊的走了十六年，不但熬死了唐宪宗、赤德松赞，也熬走了白居易。
但盐州刺史李文悦困守孤城27天，终于等得援军赶到，里应外合大败吐蕃，“杀戮不可胜纪，驱其余众于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
同时，为了缓解盐州的压力，驻军凤翔（宝鸡）唐将野诗良辅和驻军泾原唐将郝玼，分别率军杀入吐蕃境内掠马焚城。
经此之战，吐蕃边将发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也弄不到了。既然如此，还是和谈会盟吧，至少成本还能低点。
以钵阐布为首的和议派终于占据了上风，和平在拳脚相加二百年后，姗姗来迟！
古代中国的话语权掌握在文士手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逻辑诡异的故事，诸如“一字惊番使”、“文成退三军”之类，但元和年间唐蕃外交的波折足以说明，决定谈判走势的永远都是实力。即便白居易再舌灿莲花，也无法要回三州之地。
不过，他在任左拾遗期间，代皇帝之笔起草了大量诏书、册文和书信，涉及吐蕃、回鹘、南诏、新罗、渤海、骠国等国家。这些敕书，成了研究宪宗时期，唐朝与周边民族交往关系的重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