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是界定某一个政权时期的名词，通常情况下朝和代的用法仅仅局限于学术与通史读物的微小区别，比如作为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的夏朝，在诸多学术专著中却很少用这一称谓，而往往称其为“夏代”。
但，夏代的情况似乎比后世的王朝都要复杂的多。
在2021年1月河南孟州市禹寺村发现城池遗址的新闻报道中，官媒使用的时空词汇是“虞夏时期”；在2022年3月山西运城稷山县发现的东渠遗址的新闻报道中，官媒则使用了“夏时期”的表述。
可以说，“夏时期”是一种非常宽泛的表述。
这就涉及到一个“夏文化”的概念判定问题，即究竟什么才是夏文化？换言之，夏文化到底是夏后氏部落的文化，还是夏后氏统治时期所有不同群体创造的文化？
北京大学的邹衡教授则认为夏文化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准确的说，就是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
的确，从地层叠压和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判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而又早于商文化（二里岗文化）。
但问题恰恰出在二里头的时间上限上。
根据碳十四测定以及树轮校正，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这意味着，二里头文化早期无法与河南龙山文化衔接，中间存在一个空档期，晚期则已进入了商纪年，甚至和商朝有近100年的重叠。
那有没有可能二里头只是夏朝中晚期都邑，而夏朝早期都城尚未发现呢？
从考古学维度讲，不同的社会群体创造的文化遗存一定是不同的，而相同的群体创造的文化一定是前后延续的，这也是考古工作者仅仅根据出土的炊具饮器形制、葬俗就能判断出遗存所处时代的原因所在。
这说明，二里头文化是不同群体交流融合后的产物，而这也恰恰证明了二里头遗址的确是一个王朝的都邑，汇聚了各地不同的族群和文化。
曾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长的许宏教授，曾作出如下定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两个重量级的结论，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夏朝真的存在471年的话，那么只有其中一百余年是真正的王朝，而早期的300余年，仍未超脱古国阶段。
虽然有部分学者试图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前2000年—前1900年）以及此后的新砦文化（前1870—前1720年）计入夏文化范畴，从而从考古学角度把夏朝的国祚拉长到了400余年，但却无法解释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即便是被视为二里头文化前身之一的新砦文化，既有一定的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某些类似的具有先后、承接发展关系的因素，又有占主导地位的不同于前后两者的富有创新特色的一组独特的文化特征因素。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阳城的考古发现。
主持发掘的考古专家安金槐认为王城岗龙山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阳城。但王城岗遗址龙山时期核心陶器组合为罐、鼎、碗钵、杯，而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器物群则为圆腹罐、盉、斜腹盆、爵，这种饮器、食器、和酒器上的差异也说明，二里头文化是多种群体融合后的产物，而夏后氏只是“遗传因子”之一。
从考古发现来看，禹都阳城的文化形态与二里头明显不同，至少说明，大禹时代，夏的政治形态仍然是部落联盟。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可能性，即二里头文明的王族并不是夏后氏，而可能是斟鄩氏或者其它非大禹直系氏族。
嬴政的登基，并不意味着秦朝的建立，同样，大禹或启的父子传承，仅仅代表了夏后氏内部建立了家天下制度，却无法印证彼时的夏王朝已经建立，找夏朝，原本就是误区。
基于此，以许宏为代表的不少学者，出于谨慎考量，不称夏朝，而只笼统称为夏文化或夏时期，抑或只称其为二里头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