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明宪宗朱见深驾崩，终年四十一岁。
回望宪宗在位的二十余年，遇到的麻烦事不少，解决的问题也不少。
综合来看，明宪宗的治理成绩其实不逊于他的爷爷明宣宗朱瞻基。
借用《明史》的评价：“仁、宣之治于斯复见”。
宪宗取得的治理成就，堪与仁宣之治媲美。
不过与宣德后期一样，宪宗在成化后期的一些不当举措也给后世留下了隐患。
什么隐患呢？
诸如专宠万贵妃，以至于万贵妃在后宫作威作福；宠信宦官汪直、梁芳，以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沉迷炼丹修道，纵容术士李孜省干预朝政等小问题就不提了。
这里只说最大的问题——歇班怠工。
众所周知，明宪宗有口吃的毛病，平时说话不利索。
为了避免在大臣面前露拙，宪宗晚年很少召开朝会。
皇帝不上班，国家机器如何运转呢？
宪宗的应对办法是“垂拱而治”。
也就是主动放权，将大部分的政务、军务都丢给内阁和六部官员处理。
监督百官工作的任务交由厂卫负责。
而宪宗自己则做甩手掌柜，只负责重大国务的定夺。
理论上讲，皇帝愿意放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以激发百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对国家发展是有利的好事。
但事与愿违，由于用人不当，成化后期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朝廷几乎陷于停摆。
当时内阁的三位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不仅无能，而且还懒，人称“纸糊三阁老”。
身为六部尚书的尹旻、殷谦等人也没好哪去，成天喝茶混日子，啥事也不干，被老百姓讽刺为“泥塑六尚书”。
至于厂卫的两个督公汪直和梁芳，对百官是“监而不督”，一个专注于坑人和打仗，一个专注于捞钱。
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
朝廷最有权势的大佬都是这般货色，下级官员自然好不到哪去。
根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成化中后期的朝廷运转极为可笑：皇帝将事情交代下来，从讨论到执行，各级官吏互相推诿，反复踢皮球，到最后啥事都干不成。等到皇帝追问工作进度时，万安、刘珝、刘吉三人不知如何对答、只知跪地叩头喊“万岁”。活脱脱的三个大混子。
宪宗以天语微吃，以故赐对甚稀。一日，召阁臣万眉州、刘博野、刘寿光等入，访及时政，俱不能置对，即叩头呼万岁。当时有“万岁相公”之谑。
而比起工作摸鱼更让人无语的是，万安、刘珝为了争夺首辅，斗得是昏天暗地。
最终，刘珝棋差一着，被挤出了内阁。万安成为首辅，并招进了同为大混子的尹直入阁。
朝廷中枢长期不务正业，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
按照当时担任吏部侍郎杨守随的说法：看似一片繁荣的大明朝，实则人浮于事，行政效率极其低下。而行政效率低下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现象加剧，人口流失严重，国库空虚，穷得叮当响。
这样的朝廷，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或许还能维持，然一旦天有不测风云，碰上天灾人祸，必会造成巨大的统治危机。
既然大明朝都沦落到了统治危机的地步，这就必须要改革了。
老皇帝不改，新君登基，但凡有点志气，也会做出一些改变。
宪宗去世的同年九月，太子太子朱祐樘即位，改元弘治，是为明孝宗。
孝宗即位后，为了显示新朝新气象，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太监梁芳，外贵妃的弟弟万喜，以及擅长方术的李孜省，将这些人流放的流放，抄家的抄家，处死的处死。
得知万喜被抄家了，很多大臣接连上书，要求对万家满门抄斩。
但孝宗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退回了要求严惩的奏折，用一句话给万贵妃的问题下了定论：“这个事就到此为止。”
关于万贵妃，我在之前的内容中有详细的阐述。
她不是善类，但也并非大奸大恶之辈。
孝宗登基后对万贵妃家族的处理，其实恰到好处。既平息了百官对万贵妃当年恃宠而骄的不满情绪，同时也维护了自己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的明君形象。
处理完内廷的一群祸害后，为了扭转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孝宗不仅每天的早朝必到，而且还重开了午朝，使得内阁有更多的机会协助自己办理政务。
另外，孝宗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在宫中开设经筵侍讲（相当于现在的论坛），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
由于幼年生活坎坷，孝宗的身体一直都很弱。
在身子骨不好的情况下，孝宗却能勤于政事，可以说，为了中兴大明，他是豁出去了。
对于孝宗的表现，后来入内阁工作的李东阳曾高兴地说：自天顺以来，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
然而，就在孝宗宵旰忧勤的时候，身为内阁首辅的万安却依旧是我行我素的混日子。无论孝宗如何敲打，他全当耳旁风。
万安如此作死，他被罢免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十月的一天，孝宗在清理宪宗遗物时，发现了一本小黄书，并在书的封底发现了进献者的名字——臣安进。
看见万安竟然给先帝进献这种污秽之物，孝宗大怒，立即找来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让怀恩训斥万安。
怀恩见到万安后，首先把小黄书交给了他，然后代孝宗质问道：“这是你一个内阁首辅应该做的事情吗！？”
在孝宗看来，读书人都要面子。万安被这么修理一顿，必然会自己主动提出辞职。
可是，万安在被怀恩训斥后，当即便施展出了看家绝技磕头功，跪在地上不断地说：“臣有罪！臣悔过！”
至于辞职滚蛋的事，他是绝口不提。
面对脸皮厚似城墙的万安，怀恩无语，只好回去禀报。
孝宗心想，既然你不想体面，那我也只能帮你体面了。
几天后，孝宗在举行朝会时，让怀恩拿出群臣弹劾万安的奏折，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一封一封读给万安听。
这一次，万安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击溃，当天就罢官回家。
其后不久，和万安一同在内阁混日子的尹直也主动辞职。
看见万安被扫地出门，内阁三大混子之一的刘吉立即见风使舵，换了一副面孔，开始主动批评起了朝政，甚至对孝宗也是直言进谏。
当时，孝宗新君登基，原本打算广纳嫔妃，为皇家绵延子嗣。
但左庶子谢迁认为先帝刚刚驾崩，连坟地都没准备好，皇上身为孝子，应该安心守孝，怎么可以现在就想着选妃的事情呢？
谢迁发表反对意见后，刘吉狂按点赞，也在一旁附和道：我也觉得应该再等三年，待先帝大丧彻底结束了，再选妃也不迟。
大臣说的确实有理，孝宗也无法拒绝，于是广纳嫔妃一事也只好搁置。
事后，孝宗感觉刘吉这个老油子除了会混，还擅长玩权谋坑人，留着应该会有用，便将其留用，并且还提升为了首辅。
之后五年，刘吉为了保住首辅之位，全力配合孝宗肃贪整顿。他这一配合可不得了，作为资深老混混，朝内小混混玩的那点把戏，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在刘吉的火眼金睛下，小混混们纷纷现行，有一个抓一个。
当然，只靠刘吉以毒攻毒就想彻底整顿官场的不正之风，这还远远不够。
所以，孝宗在当时还大力提拔了一批能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吏部尚书王恕和兵部尚书马文升。
这两个人，都以敢于正义直言闻名。而也正因为太直肠子，经常不给宪宗面子，所以他们在成化后期均被勒令退休，在家赋闲了好多年。
风风光光回朝后，王恕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负责整顿文官。
在王恕的大力整顿下，不但是有经济问题的官员被清退，就连一些健康有问题而不能胜任工作的官员也被罢免。
按照《明实录》记载，仅弘治元年，就有一百多名文官被勒令致仕。
王恕整顿文官队伍的同时，马文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负责对武官队伍进行考核。
经过一番考核，弘治元年有三十多名不合格武官遭到罢免。
通过王恕和马文升的一番强力整顿，中央内阁六部到地方，—大批庸官、懒官得以清除，又有一大批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除了整顿官吏外，孝宗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和缩减开支，还制定了两项硬性规定。
提升工作效率方面，孝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复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事关多个部门的，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务的，不能超过十五天。
也就是说，不管多大的事，最多十五天，必须要有处理结果。
缩减开支方面，孝宗规定，宪宗时代的各类奢靡活动，如各类正在修建的寺庙道观，没有完工的，一律叫停。各种民间采办也叫停。宫廷的日常开支，能省则省。
从事后来看，孝宗即位后的这一系列改革，非常及时。
前面提到过，成化后期，看似一片繁荣，实则人浮于事，国库空虚。一旦要是有个什么天灾人祸，朝廷根本无法应对，最终必然会导致民变。
而偏偏就在孝宗登基后，各种天灾不断降临。
如弘治元年的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的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的浙江水灾；弘治四年的陕西旱灾、江西水灾。
相比于这些自然灾害，当时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还是黄河洪灾。
南宋初年，金军南下，东京留守杜充畏惧金兵，竟下令掘开黄河大堤，妄图以黄河之水阻挡金军的南下步伐。
然而，洪水并未能阻止金兵，反而夺淮入海，将原本富饶的中原变成了人间地狱。
需要注意的是，黄河在南宋初年改道后，并非全部经淮河入海，而是分成了两路，一是注入淮河的干流，二是北方的众多支流河道。
由于下游都是平原，河道极不稳定，因而这也就导致每当黄河水量剧增时，要么就在安徽“夺淮”，要么在华北平原乱窜，最后注入渤海。
弘治二年，黄河在沉寂了几十年后，又在开封的黄花岗决口，一时之间，河南大部，山东南部，沦为一片泽国。
得知消息后，孝宗赶紧召集大臣商议解决办法。
面对如此严峻的洪灾，大臣们的主流意见是放任不管，主张将开封城迁走算了，选址重建。
当时的孝宗，心里颇为矛盾。他在感情上是想治理黄河的。但治河这种事，是严肃且科学的工程，并非皇帝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
幸运的是，当时有能人。
就在孝宗犯难之际，兵部尚书白昂毛遂自荐，表示自己有能力治理黄河水患。
孝宗见状，大为高兴，当即拍板：白昂，你说你有办法，那就让你去。我给你调集二十五万民夫！
关于白昂治理黄河的过程，限于篇幅，就不细述了。
简单点说，白昂采取了北堵南疏，多点开挖，分流入淮的模式，命人在黄河北岸的阳武（今河南原阳）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同时命人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经由人工开掘的多条运河，将汴河与淮河相连，最后使黄河水经由淮河入海。
白昂的此次治河，历时一年，效果还可以。
自从治理后，虽然黄河下游的入海河道也时有因泥沙堆积而淤塞的情况。但流经中原的黄河河道，自此之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并未再出现过大规模的洪灾。
当然，以当时的生产力，想要一次就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白昂在回朝复命后，也很快发现了自己在施工过程遗留的漏洞，那就是万一黄河的水流量过大，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必然又会导致淮河沿岸遭受灭顶之灾！
为了亡羊补牢，白昂上书朝廷，建议从山东的东平至青县之间，开凿十二条月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压力。
这其实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解决方案，既可以避免淮河水患，又可以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万无一失。
可让白昂没想到的是，朝臣们看到上书后，立时就吵翻了天，几位大臣经过讨论，除了首辅刘吉支持外，一致的建议都是不修。
众人反对的理由很充分——国库不富裕，能省则省，没必要为一个未必会出现的情况而追加工程投资。
另外，山东北部府县的官员也不干。在这些地方官看来，河南和山东南部发洪水，与自己何干？你白昂惹是生非，把黄河水引到我这里来，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
由于反对声音太大，孝宗一念之差，摆手没同意。
而没同意的后果，极其严重。
弘治六年，黄河涨水，以致京杭大运河的张秋段决堤。
得知运河中断，所有人都傻眼了。
自隋朝以来，大运河就是连接南北运输的命脉。要是大运河断了，京城连吃饭都困难。
对于这种结果，孝宗很后悔当初的决定，但没办法，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吃。
无奈之下，孝宗只好再度发动二十五万民夫，并采纳吏部尚书王恕的建议，任命刘大夏为右副都御史，前往山东疏通大运河。
刘大夏到任后，一面着手解决运河中断问题，一面按照先前白昂的建议，增修多处河道，确保河水分流。
最后历经三年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终于消停了，中原四省得以恢复生产。
就在治河的同时，江南的苏州河也爆发水灾，灾情波及松江、常州、苏州、镇江等地，而这些地方都是当时最重要的产粮区。
为了解决水患，孝宗征调十万民夫，并委派工部侍郎徐贯南下。
最后也是历经三年，苏州河水患问题得以解决。
三次水利整顿，总共调动人力六十多万，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却既没有激发民变，也没有造成严重财政负担。由此可见，弘治时期的政治之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民变是非常多的，但在孝宗在位期间，却几乎没有民变。
之所以会如此，仰赖于孝宗经常减免赋税。
朱元璋开国时，为了减轻老百姓压力，曾定下一个制度，即一个地区如果欠税，那么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减免大部分。
孝宗即位后，积极落实了这项制度。
按照学者对《明实录》的统计，弘治朝十八年，总计免税15488万石。
而此前的成化朝和之后的正德朝，免税分别只有1803万石和1499万石。
如此大力度的减免赋税，历代史家夸赞孝宗轻徭薄赋，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与宪宗晚年一样，孝宗在位八年后，随着身体的每况愈下，对国事力不从心，他也渐渐做出一些不得人心之举。
比如重用宦官李广、沉迷斋醮靡费金钱、纵容外戚张氏一族，使得外戚为害之烈。以及最为遭人诟病的“京营占役”。
所谓京营占役，是指皇帝、贵戚、权阉抽调京师三大营和十二团营的兵丁从事工程建设。如修建宫殿、城垣、陵墓等。
这种把士兵变成劳力，严重影响军队正常操练的情况，早已有之。
孝宗即位之初，曾表示占役为前朝弊政，明令禁止。
但禁令下达没几年，孝宗因为迷上了佛道斋醮，为此大起寺庙。
加之，孝宗又极度宠幸张皇后，为了给老丈人张峦修坟，给丈母娘金夫人修豪宅。而办这些事又都需要调集大量人力才能完成。
因而，孝宗便出尔反尔，不断的将驻防京城的官军调去搞建设。
对此，兵部尚书马文升多次上书，请求停止占役，还军操练以养锐气，但孝宗不理会，反而变本加厉。
后来，监察御史刘芳、兵部尚书刘大夏、英国公张懋、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人也先后上书，请求禁止官军占役，恢复操练，孝宗依旧不理会。
到了弘治十七年，监察御史刘淮再次上奏，表示十余年来，士兵不系操练，全都在做工，军舍空空，如果再不选壮勇送团营操练，京营名存实亡！
得知三十万编制的大军变成了空壳子，孝宗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还没等孝宗有所动作，他就病死了。
不夸张的说，明朝的京师官军就是在孝宗手里废掉的。
而废掉京师官军的后果，相当严重。
弘治十八年五月，趁着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还未即位，三万鞑靼军犯境，在虞台岭（位于张家口万全区）全歼了八千明军。随后，鞑靼人扬长而去。
此役，鞑靼军来去自如，如入无人之境。而明朝则是边备飞驰，边防线如同纸糊的一般。
至于京城方面，自始至终未派出一兵一卒。
当时，但凡京师官军有一丝战斗力，鞑靼也不可能如此猖狂。
但很可惜，此时的京师官军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朱厚照在获悉如此丢人的战报后，大怒不已，旋即以太子身份下达命令，罢京营供役，尽快恢复官军操练。
如若不然，鞑靼人下次就该攻打北京了！
除了京营占役的问题外，孝宗对张皇后的变态宠幸也是普遍遭人诟病。
关于孝宗与张皇后一夫一妻的爱情故事，尽管一直被现代人津津乐道。
但在当时，孝宗不纳妃，专宠张皇后这件事，实际上却是他的减分项。
在大臣看来，皇帝不是一般人，皇帝天然就应该广纳后妃，多生子嗣。
当然，孝宗和张皇后的一夫一妻，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毕竟张皇后生下了太子朱厚照，孝宗有继承人，大臣们不会在这件事上斤斤计较。
真正让大臣们对孝宗不满的事，是两个方面。
其一，是孝宗经常厚赏张皇后一家。孝宗给张皇后娘家的封赏之厚，是其他明朝皇帝拍马也赶不上的。
张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都被孝宗封了侯爵。
张皇后的父亲张峦不仅是侯爵，死后还被孝宗追封为公爵。
为了让老丈人风光大葬，孝宗当时在京西翠微山划了三十顷地给张峦做墓园。
注意，是三十“顷”，不是“公顷”。
三十顷地是什么概念？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开始，明朝亲王的陵园规制是五十亩。
张峦一个人的墓园，就相当于六十个亲王陵园的总和。
当然，张峦的墓园规模到底有多大，文献并无确切记载。
不过，根据《明史·彭韶传》的记载来看，绝对小不了。
“昌国公张峦建坟逾制，役军至数万。畿内民冒充陵庙户及勇士旗校，辄免徭役，致见户不支，流亡日众。”
因为孝宗为了给老丈人修坟，竟然从京师三大营调拨了数万兵马。
一个墓园需要数万人建设，规模能小吗？
另外，在为老丈人选墓址时，孝宗还派出了礼部右侍郎倪岳、钦天监监正李华等人。
按照《明会典》记载，明朝亲王去世，朝廷可以派一个钦天监的官员帮忙选择墓址。
孝宗派礼部侍郎和钦天监监正帮老丈人选墓址，这妥妥是皇帝的规格！
所以综合来看，在给老丈人修坟这件事上，孝宗不仅是豪掷千金，而且还公然逾制。
除了厚赏，大臣们对孝宗第二个不满是纵容张家到了无视国法的地步。
某一年，张延龄仗着有姐姐撑腰，授意家奴侵占民田，还打死了人。
司礼监太监萧敬和刑部侍郎屠勋得知后，秉公执法，处置了张延龄的家奴。
这件事，本来一点毛病没有，张延龄有错在先，而且受处理的也只是家奴。张延龄又没有受到体罚。
但张皇后闻讯后，却大怒不已，竟然当着孝宗的面，痛批萧敬道：外朝的官员我管不了，你一个奴才，竟然也欺负到我们张家的头上了！
在张皇后看来，自己弟弟的脸面比国法更重要。
而在场的孝宗，明知自己老婆不占理，却不加规劝，反而为了哄老婆开心，假装发火，也臭骂了萧敬几句。
事后，孝宗又悄悄把萧敬叫了过来，塞了些银子，又语重心长地说：之前朕发火，其实是迫不得已，不想伤皇后的心，这点银子你拿回去，治愈一下受伤的小心灵。
不得不说，孝宗是真的会做人。
但为了宠老婆，置国法于不顾，弄得民怨沸腾，朝廷的声望也随之下降。那就非明君所为了。
弘治十年，张家兄弟到宫里拜见孝宗和张皇后，并陪孝宗喝酒。
酒过三巡，孝宗起身上厕所。张鹤龄被张皇后溺爱惯了，不知轻重，竟然仗着酒劲将孝宗的皇冠戴在了自己头上。
在一旁服侍的太监何鼎看到后，立即火冒三丈，拿起一把金瓜锤就要砸张鹤龄，还说张氏兄弟“大不敬，无人臣礼，皇冠岂是你等可以碰的！”
很显然，何鼎是对的。别说是皇后的弟弟了，就算是皇后，也不能戴皇冠，戴了就是僭越。
但张皇后知道了此事后，不仅未对张鹤龄进行规劝，反而逼迫孝宗下旨，将何鼎打下天牢。
孝宗为了宠老婆，只好将何鼎下狱。
按照孝宗的打算，这事先冷处理，然后找个机会再把何鼎放出来。
结果，张皇后却得势不饶人，在孝宗下旨释放何鼎之前，便授意太监李广将何鼎杖杀。
到了弘治十二年，张氏兄弟在外为非作歹，又闹出人命官司，惹得言官们忍无可忍，群体上奏弹劾。
面对言官们的弹劾，孝宗左右为难，只好批复道：朕只有这一门亲，再不必来说。
明孝宗这个人，自幼在冷宫长大，幼年丧母，青年丧父，而且父亲对他也不怎么关心。
由于童年的黑暗经历，让他从小就缺乏安全感的人。
因此，当性格活泼的张皇后给了孝宗如沐春风之感，同时让孝宗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慰藉后。孝宗便丧失了底线。
为了维护这种亲情，他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容忍，甚至是逾制，破坏朝廷法度。
站在孝宗的角度，他有他的道理。
但站在旁人的角度，孝宗放下帝皇尊严，努力在朝官、甚至在太监面前为张家人斡旋，简直不可理喻。
后来，周太皇太后的弟弟周能与张鹤龄因为抢地盘而爆发冲突，两人在京城大街上“摇人”约架，聚拢了数百人聚众斗殴。
消息传出，“都下震骇”，吏部尚书屠滽看不下去，联合一批官员上奏：陛下啊，您老婆的弟弟和您奶奶的弟弟公然在京城内聚众斗殴，成何体统！您得管管了。
面对百官的再次上奏，孝宗表示可以调停两家，也可以下旨裁定勋戚家丁数量，但严惩是做不到的。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不忍心。
弘治十八年，户部郎中李梦阳不畏权势，一个人直言上书，揭露张鹤龄的劣迹，要求孝宗予以惩治。
这一次，张皇后没有亲自出面，轮到金夫人出来打感情牌了。
在女婿面前，金夫人痛哭不已，要求孝宗为张家“做主”，严惩“诬告”的李梦阳。
孝宗知道丈母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可碍于张皇后的脸面，不能治罪，于是便命令锦衣卫将李梦阳抓了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孝宗见风头过去，又把李梦阳放出来。
得知李梦阳被释放，金夫人再此进宫施压，遭到孝宗果断拒绝。
应该说，李梦阳是幸运的。
此时的孝宗已经有反思之意了，他觉得自己不能因为纵容娘家人就干出“杀直臣快左右心乎”的蠢事。
而如果是几年前，孝宗还未开始反省自己时，李梦阳或许就是小命难保了。
事后，李梦阳在大街上遇到张鹤龄，两人冤家路窄，直接打了起来。李梦阳心里肚子里憋了一口气，下手极狠，用马鞭抽掉了张鹤龄的两颗牙齿。
张鹤龄自知理亏，挨打之后一声都不敢吭，灰溜溜的跑了。
有明一朝，由于皇后、皇妃多选自平民或小官僚之家，因而明朝的外戚通常在政治上都是无权无势，很难出现像汉朝那样的外戚专权现象。
但是，如果只在明朝皇帝之间做对比，外戚成为世人眼中的一大祸害，竟能让内廷宦官和外朝官僚携手对抗的，除了弘治一朝，别无分号。
值得一提的是，弘治后期，孝宗不仅经常厚赏张皇后的娘家。而且还经常厚赏周太皇太后的娘家，以及当时的公主，亲王，勋贵。
如弘治十二年六月，赐荣王丰润县田五百顷。
弘治十三年正月，赐寿王保宁府田四百三顷。
弘治十三年二月，赐兴王京山县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余顷。
弘治十三年七月，赐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顷。
弘治十五年三月，赐衡王寿光潍县地一千二百十四顷。
弘治十六年，封周能为太傅，周能之弟周彧为太保，俩外戚，还是亲兄弟，竟然能同时位列三公，这在此前从未有过。
前面提到过，成化晚年，明朝的土地兼并情况就已经很严重了。
弘治后期，由于孝宗的滥封滥赏，土地兼并的情况进一步加剧。
而土地兼并的背后，则是大量百姓沦为流民。
根据《明武宗实录》的记载，正德元年三月，刑部左侍郎兼佥都御史何鉴奏：清查过荆、襄、南阳、汉中等处流民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余户，七十三万九千六百余口。
正德元年十月，提督抚治郧阳等处都御史孙需奏：续清出荆襄郧阳南阳汉中西安商洛等府州县流民一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一户。
正德元年，朱厚照才刚刚即位，这一百多万流民肯定不是他造成的。
所以，弘治后期的明朝，并不似《明史》中评价那般“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相反，问题还不少。
用弘治十七年，李东阳在请罪折中的话说：我长期在官署，天天接触奏章奏议，原以为天下太平，可去了一趟地方上才知道，天津一带，盗贼横行。江南、浙东的道路上，挤满了流亡的人。东南是国家的财赋重地，尚且到了如此地步，更何况是北方？如果再这么下去，事变之生，恐不可测。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啙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李东阳的进言，让孝宗陷入自我反思。
加之当时监察御史刘淮对京师官军状况的上奏，让孝宗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孝宗也再次开始勤政。
可是，过大的工作强度，最终也拖垮了他的身体。
弘治十八年五月，北方大旱，孝宗在祈祷求雨时感染风寒。
回宫后，太医不经诊视，胡乱开药，致使孝宗误服热剂，鼻血不止，生命陷入垂危。
临终前，孝宗在乾清宫东暖阁召见谢迁、刘健、李东阳，对他们叮嘱后事：太子年龄小，喜欢玩乐，几位先生一定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一个英明的皇帝啊。
交代完后事不久，孝宗驾崩，时年三十六岁。
回看明孝宗朱祐樘在位的十八年。前八年，他兢兢业业，试图让边境安定，试图让百姓安居乐业。中间的八年，逐渐惰政。最后两年，意识到了错误，试图逆转，但却突然驾崩。
像这样的成绩单，对比成化时期，其实还是差一点。孝宗也没有给朱厚照留下太好的底子。
不过，由于对老婆好，对大臣好，貌似对谁都宽容。活成了儒家要求的老好人形象。
加之，驾崩的也及时，在位期间也没有造成大乱子。
于是，在文官主笔的史书中，孝宗的评价便是出奇的好。达到了一个他本不该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