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秦唐转化的过渡朝代——魏晋南北朝,城乡如何承载社会矛盾发展!

秦唐转化的过渡朝代——魏晋南北朝,城乡如何承载社会矛盾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而瑰丽的朝代,它衔接秦汉和隋唐,成为两座高峰之间的茂密的丛林。在漫长的几百年间,魏晋南北朝默默完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变。可以说,无论是社会制度还是经济文化,魏晋南北朝都为隋唐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尝试。

而作为六朝社会的基层,乡村似乎并不为人重视,但也正是这些沉默着的乡村、聚落,参与着、推动着魏晋南北朝的沧桑巨变。

魏晋南北朝的不同聚落

乡。——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啬夫别治封圻之内,六乡六卿治之。

里。——居也。从田从土,良止切。有田有土而可居也。

村。——邨,地名,从邑,屯声,此尊切,屯聚之意也。

坞。——

於五切,邬音。小障也,一曰庳城。

上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的几种聚落形式,其中有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另一些则正在兴起。

秦以来,国家实行了编户齐民政策,在“皇权不下县”,充分尊重乡村自治自由的同时加强了对地方的掌控,要言之,则是秦汉对“乡里制”的坚决贯彻。

乡、里都不是一时的创新,先秦时期就有“乡射礼”、“乡饮酒礼”等,乡里,即是“乡所居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小农的保护和人身限制。人民也就因为包括编户齐民、重农抑商、乡里制在内的一整套制度而变得安土重迁,社会稳定下来,人民安居乐业,各司其职。

魏晋的动荡将这样稳定的社会秩序打破了。

自公元二世纪以来弥漫在中原大地的瘟疫阴魂不散,大大减少了中原地区的人口;蝗灾、地震等加速了小农的破产;豪族大姓的土地兼并活动增加了剩余劳动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成为“游手”,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同时,政局动荡也殃及池鱼,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史载,“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而我们当然知道,董卓入京,只是乱世的开始。

这样,向来安土重迁的百姓不得不迁徙四处。由豪族率领的,聚族自保,建立坞堡,自行迁徙的,往往聚集在四处,形成村落。

唐户令记载说“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博求群书,得出结论说:村在六朝时期已经成为乡野聚落的一种普遍称呼。

然则“村”的字源为“屯”,当与屯田制有关。即,国家将流民安置在无主的土地,使他们劳作起来,成为屯田的农民,也就是国家的依附农民。

这样,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又一次与土地联系起来,虽然他们的身份从自耕农变成国家的依附农,但在当时天下动荡的背景之中,当然还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坞与村又不同。

《三国志》记载豪强“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

杜恕 “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小大家焉。”坞、堡、壁、垒通用。由此可见,坞是战乱时分保全宗族的防御工事,后又按需增建,于是“小大家焉”。

普通百姓绝不会有这样的武力和号召力,因此,必定是豪族带领其“乡党”。坞的建造,以三国为盛,其后主要保持在北方。

城乡二元关系中的豪族

1世家大族的村居生活

天下大乱的时刻,世家大族也不可独善其身。他们纷纷从饱经战火蹂躏的城市出奔,定居在乡村。

李德饶,赵郡柏人人也。……性至孝,父母寝疾,辄终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后甘露降于庭树,有鸠巢其庐。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其庐,吊慰之,因改其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

上述是赵郡李氏一贤子孙,豪族之所以居于村落,一来,这是他们的“大本营”,豪族与乡党之间的关系虽无契约约束,却有道德警示。豪族抚恤乡里,得到尽善尽美的“乡论”,也就搭建了进入朝堂的青云梯。二来需要时刻自律,节俭冲退。

一村之中,豪族往往以巷为中心,分居四方,分开“公务”与“私房”,数代之后,自然树大根深枝繁叶茂。

2栖迟乡间的名士与城市的联系

虽说高门子弟往往卓尔不群,或有隐逸之志,如陶渊明;或有礼佛之心,如竺道潜,但家族终究要在朝堂之上谋富贵。也就是说,豪族既要维护乡党,经营家乡的事业,也要以此为依靠,进入朝堂。

还应注意到,随着乡村的发展和城市的进步,城乡的对立、分化更为明显。魏晋时期,权力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同时,为了在与城市的对立中保持独立性,也为了保证治安,孤立的乡村有了联合的必要,出现自卫组织,甚至是佛道的祭祀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何平衡两者,是高门官员要顾及的,另一方面,拥有行政中心的城市和自治能力较强的乡村也需要一个连接的纽带。于是,豪门贵族就成为这样的纽带。

纽带起作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贵族的官场生活,使他们居住地横跨城乡,而贵族之间通过婚、宦,又结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结。各大贵族之间、大小贵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而严密的网络,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村落,每一处神经末梢。

这样,即使在当时城市和农村分化、对立的情况下,终于也形成了一种妥协关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士族。

小结

正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相互错综复杂的组合,构成了地域社会的实体。魏晋时期乡村聚落的变迁不仅是变化本身,也包含着其他的驱动力。

然而,终究是将乡里制彻底变成了过去,即使乡里制复兴,也只有一个口号而已。而这,正是历史进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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