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堪称是历史玄幻流小说的鼻祖，抛开那些飞天遁地、移山倒海的玄幻情节不说，这部小说为我们描绘了这么一个有关商周更替的历史认知——纣王暴虐无道，他的臣子西伯侯历经两代，吊民伐罪，最后灭商而代之。关于武王伐纣那段历史的前因后果，真的可以用三言两语就这样概况得了的？
无论是《封神演义》原文，还是其衍生作品，商周之间的关系都像是君臣，征伐商纣王就是大逆不道的“臣弑君”。
但事实上，周是位于商王朝西方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它最初在陕西一带以部落形式过着游牧生活。经过多年发展，在商朝时变成以农耕为主的“方国”。这些方国仅仅是名义上服从商王朝，而且这种服从关系相当脆弱。因此周作为商的外服方国，它对商的征伐，还谈不上是臣弑君的造反行为的。当然这也并不表示，在这场伐纣的战争中，周就有先天的正义性。
《封神演义》中，将纣王描绘成了一个暴虐无道，他创造炮烙、虿盆酷刑；剖开忠臣比干胸腔取心制药等等，诸如此类“黑历史”数不胜数。但这些罪行，大多出自战国及以后的典籍，年代越往后，罪行就变得越多越恶劣。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文中，对《尚书》进行总结，排除后人山寨文章，发现周朝早期纣王罪名只有六条：酗酒、听信妇言、不重视祭祀、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狂妄自大，自以为得了天命。
可以看出，这几条罪状都是从私德方面对纣王进行攻击，这里面完全没有他残暴嗜杀，大奸大恶的罪行实锤。考虑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上述六条罪名，恐怕也是水分不小。
不管纣王是否是个暴君，最终事实是在最终决战——牧野之战中，商朝的军队被周武王打得一败涂地。这样的结果，无关乎人品，既有偶然原因，也有必然原因。
先说一下偶然原因，周武王之所以能在牧野打败纣王，不得不说是他选的时机太好了——纣王的主力部队当时正在打东夷。
东夷是商的外服方国。不过当时它不像西周一样低调，从而被纣王判断成“威胁极大的周边国家”，东夷不幸地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而征东夷让西周有了渔翁得利的机会。趁着商主力军队在外，周选择了向商的国都朝歌进军。于是，牧野一战的交战双方，一方是积聚多年的精锐之师，另一方却是由奴隶仓促集结而成的乌合之众，谁胜谁负不言而喻。因此《左传》有云：“纣克东夷而陨其身。”
史书中的描述，纣王不仅并不昏庸无能，个人素质还相当优秀。《荀子》记载“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从以上这些记载，我们得知纣王其实是完美的，在加上他帝王的身份，因此他心气也比较高，要想干大事。但是商的政治格局，并不是国王的一言堂。朝堂之上，要职被贵族世袭把持；宗庙之中，祭祀集团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于是，商纣王便大刀阔斧地改革官职世袭制度，疏远旧贵族，任用自己身边地位低贱的亲信为官。还通过对祭祀制度的改革，削弱神权对王权影响力的做法。
纣王用激进手段收回了权力，却造成了商王朝政治顶层的分裂与动荡。失去权力的旧贵族阶层，尝试与逐渐崛起的周人联合，推翻纣王。《吕氏春秋》就有记载，商朝两个旧贵族伯夷和叔齐，与周武王结盟并被封官许愿。
就这样，一大批被纣王逼出来的贵族，成为埋在朝堂之上的定时炸弹。而牧野之战，恰好成了引爆这些炸弹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