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之治”历来与“贞观之治”并称，它以空前繁荣的盛世登上了唐朝历史的最高峰。然而，就在经济文化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唐玄宗在政治上却是“滑坡”了：开元中期不如初期，晚期木如中期，天宝不如开元。如此明显的反差，往往令人反思不已。
一、堕落三部曲
“开元盛世”消失之后，回过头来一看，不难发现，唐玄宗走的是一条由明趋昏的道路。唐代宗、德宗时，政治家颜真卿、陆贽等对此已作了一些分析。特别是唐宪宗，十分重视""开元之治”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锐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后，稍似懈倦，开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
这里说的，正是把“开元之治”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锐意求治，“依贞观故事”，取得了“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业绩。
中期，好大喜功，“粉饰盛时”。唐宪宗说的“十六年已后”，指封禅泰山之后，从东都返回西京，在政治上稍稍懈倦。当然，确切地说，张说任中书令为中期的开始。晚期，委政李林甫，“怠于政事”，走向昏庸。可见，唐玄宗的三部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是人为的臆造。
为什么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而政治上却走下坡路呢?安史之乱的暴风雨过后，残破景象代替了歌舞升平，人们探讨的话题自然地集中到“开元之治”的得失上。
有的说：“皆权臣误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有的说：“耳目之娱渐广，忧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荫，邪道并进。…….司府以厚敛为公忠，权门以多赂为问望。外宠持窃国之势，内宠擅回天之谣。祸机炽然，焰焰滋甚。”有的说：“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国忠，故及于乱。”有的说：“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李林甫、杨国忠相继用事，专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剧，苟媚于上，不闻直言。……盖小人启导，纵逸生骄之致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各种的解释，归结起来，主要有几点：第一，用人不当，奸宠专权。第二，不容谏诤，偏信邪言。第三，倦于理政，骄奢纵欲。这些确实是唐玄宗由明而昏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追问一下：
为什么从“任贤用能”变为宠信奸邪?为什么从“从谏如顺流”变为“谏诤路绝”?为什么从“求治心切”变为求神仙心切?为什么从“励精图治”变为荒于理政?为什么从“刻厉节俭”变为肆忘纵逸?
二、帝王千古通病
唐文宗时，大臣李珏论及开元天宝政事时，指出：“人君明哲，终始尤难。”肯定唐玄宗是杰出的政治家，无疑对的。但是，作为“人君明哲”，跟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一样，有好的开始，却没有好的结局。
应当说，历史上政治家特别是帝王一类人物，未能终始如一的，多得很，只是程度有所差异罢了。即使象明君唐太宗，也是后期不如前期，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所以，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这样，历史就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自古以来，多少杰出的“人君明哲”，创业时总是兢兢业业，蓬勃向上，但是，在取得胜利与成功之后，或者在繁荣盛世之时，就逐渐地为功业所陶醉，慢慢地腐败，走向下坡路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第一，专制权欲与年事增长的关系。
封建帝王无例外地要把自己的统治维持下去，这是不会放弃的专制权欲的表现，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在初创时期，帝王的权欲往往跟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跟恢复与发展生产力的潮流相一致，跟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相一致，因而就能够有所作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开元之治”赢得辉煌的功绩，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一旦坐稳天下，大功告成，专制权欲所固有的种种弊病就会表现出来，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同时，随着帝王年事的增长，逐渐地丧失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怠于政事”是不可避免的了。
开元中期，唐玄宗在一片“万岁”声中封禅泰山，又在“上万岁寿”中搞了“千秋节”，自我陶醉了，忘乎所以了。晚期以后，他多次表示对政事的厌倦，说：“朕年事渐高，心力有限，朝廷细务，委以宰臣，藩戎不，付之边将，自然无事，日益宽闲。”
由于皇位的终身制与世袭制，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了。一方面“心力有限”，倦于理政，另一方面专制权欲至老而不衰，决不会轻易地放弃。于是，各种矛盾发生了，各种弊病出现了。围绕着太子问题(皇位继承权)的争斗激烈了，朝臣之间互相倾轧增多了，窃国擅权的外内宠孳生了。因此，封建帝王晚年政治状况总是不如初期，即使主观上想要保持清明，也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太平盛世”与政治昏庸的关系。
“太平盛世”是指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历来“人君明哲”无不以此为追求目标。而要实现“盛世”，就非经由艰苦奋斗不可。
史称：“昔玄宗少历屯险，更民间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辅以道德，苏颋、李元纮孜孜守正，则开元为治。”在这过程中封建统治者的私欲，不仅受到客观历史环境的制约，而且还会由自己作些压抑。
因此，政治上比较清明，国家官僚机构运转比较正常，相对地说，腐败现象较少但是，随着“太平盛世”的实现，在歌舞升平的背后，各种社会矛盾从乎稳状态又趋向激化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因经济繁荣与财富增长而逐渐地膨胀起来。
“侈心一萌，邪道并进”，种种弊病涌现了。封建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冗官冗员，腐败自不待言。
据统计，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自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而入仕之途甚多，不可胜纪。”天宝之后，不仅官员多，而且将兵多。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每年军士用衣达一千二十万匹，耗粮一百九十万斛。
司马光指出：“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注意，所谓“始”字，说明经历近三十年开元盛世”而百姓又“困苦”了，阶级矛盾必然是日益尖锐化。“气盛而微，理固然也。”从“太平盛世”走向衰微，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第三，经济发展与纵欲颓败的关系。
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的腐蚀作用，是封建统治集团包括唐玄宗本人颓败的原因之一。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必须指出，经济繁荣与财富增长，其本身并不包含有什么腐蚀作用，只是为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提供了物质条件，贪欲是封建统治者对物质享受追求的某种特性，而这种特性却不是来自经济发展的内涵。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因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封建统治者的贪欲表现不甚突出，如“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就是一个典型。但是，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国用丰衍”，封建统治者视金帛如粪壤，“明皇暴敛而横费之，其不爱惜如此，安得无祸乎?”
如果把这种颓败情况归结为“经济的腐蚀作用”，似不妥当。司马光说得好：“甚哉，奢靡之易以人也!”是奢率是贪欲膨胀害人，而不是经济发展害人，这是应当区别清楚的。
其次，在开元、天宝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封建统治者享用的物质资料，绝大部分是由全国赋税与贡献提供的，而不是来源于商品交换。
例如，专供“天子私求”的百宝大盈库，储存的是各地贡物；左右藏库皆出于租庸调。天宝初，有人进献五色玉带，玄宗又从左藏库中得到五色玉杯。于是，“上(玄宗)怪近日西贡无五色玉，令责安西诸蕃。蕃言比常进，皆为小勃律所劫，不达。”
可见，远自西域而来的奢侈品，是通过进贡的途径，而不是经由商人之手。商业豪富阶层是存在的，但在经济生活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封建国家财富的积累与集中，依赖于政府官员的搜括。
什么租庸使、户口色役使，什么和汆使、转运使，什么盐铁使、支度使，名目繁多。聚敛之臣如宇文融、韦坚、杨慎矜、杨国忠等等，身兼各种专使，奔忙于各地，搜括民膏民脂，以供封建统治者包括唐玄宗的任意挥霍。显然，他们的经济活动跟商品经济是无缘的。
正因为财富不是通过商品交换得到的，所以浪费起来毫无痛惜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