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庆历新政是北宋仁宗时期，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官员采取限制冗官、削减特权等措施，通过“节流”以达到节省财政开支，进而解决北宋财政危机的目的。
然而，范仲淹等人的改革触动了旧贵族官僚的利益，仅仅不到两年，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各项改革被废止，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为什么要实施庆历新政
范仲淹不惜得罪整个朝廷权贵也要推动庆历新政，其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
内部是北宋积攒了近百年的“冗官”、“冗兵”及“冗费”等沉疴旧疾，外部是北方的辽国、西北的西夏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以至于北宋需要贡献大量财物换取和平。
在这一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北宋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出现财务危机，帝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关于“冗官”，最早可追溯至公元960年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为维护中央集权，采取一系列措施。
政治上，将相权一分为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仅掌管民政，为限制其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同时设置枢密院掌管军权，三司（盐铁、 度支、户部）掌控财政大权。
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但调兵权却由枢密院掌握，以限制任何一方权力过大。
为了进一步削弱官员权力，赵匡胤实行一职多官。同时为了笼络官员，赵匡胤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形成“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局面。
虽然这些措施巩固了皇权，但长此以往导致官员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官僚机构庞大臃肿。
关于“冗兵”，北宋初期为了防止出现唐朝时期地方藩镇割据，实行守内虚外策略，通过招募大量禁军拱卫中央。
仁宗时期，军队总数已达140万，形成庞大的军事体系，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关于“冗费”，由于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常常需要付出大量钱财，以求得一时平安。
再加上皇室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形成了“冗费”。
当然，如果仅仅是“三冗”，北宋可以凭借高度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予以弥补，可偏偏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对于这一切，宋朝统治者却选择熟视无睹。
宋仁宗执政时期，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趋势加速，农民不断失去土地，造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的局面。
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993年，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1000年，王均起义爆发，北宋政权遭遇沉重打击。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北宋内部危机加深的同时，外部游牧民族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
宋初以来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和西北边境的党项连年战争，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
1004年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给予契丹三十万岁币，到1042年，契丹以求关南之地为名，再次以重兵南下相要挟，最终仁宗再增加二十万岁币才得以解决。
从1039年至1042年，西夏党项族人李元昊不断入侵，屡次大败宋军，朝廷震动。
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背后就是沉重的财政危机，范仲淹的改革就是在北宋社会经济恶化中产生。
范仲淹何许人也
说到范仲淹，人们对他的印象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989年，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其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五代时曾祖父和祖父均在吴越为官，父亲范墉在北宋初年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然而，仅在范仲淹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病逝于任上，范仲淹陷入贫苦窘境，母亲谢氏含辛茹苦将他养大。
范仲淹从小就立志成才，刻苦读书，经过数年寒窗苦读，公元1015年，范仲淹中榜，由“寒儒”成为进士，并被授予广德军司理参军。
由于能力突出，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不过范仲淹性格过于正直而屡遭排挤，这也为后来的新政悲剧埋下伏笔。
1043年，范仲淹的命运迎来转机。当时他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因巩固西北边防和促进宋夏议和，被仁宗看中，并被召回京师，任枢密院副使，至此范仲淹跻身中枢重臣之列。
此时的北宋正值改革呼声高涨，仁宗正是看中范仲淹的能力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才将其提拔。
在召对中，范仲淹表现出色，仁宗对他十分礼遇，期许巨大。
1043年八月，仁宗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
庆历新政——范仲淹和他的条陈十事
1043年九月，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在觐见仁宗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颁发全国。
这十项措施围绕解决冗官、澄清吏治展开，最终目的是通过减少政府财政开支达到缓解北宋财政危机的目的。
十项措施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整顿吏治。
一是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范仲淹打破过去以来官员晋升只看资历，不看政绩的情况，而是以政绩为标准，对政绩卓著的官员予以破格提拔，而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即便资历再深，也坚决撤掉；
二是抑侥幸，即限制官僚滥进，宋初以来，恩荫制度造成官僚泛滥越来越严重，比如每名学士以上官职的官员，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范仲淹直接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垄断朝堂；
三是精贡举，即严密科举取士，把原来进士科考试中只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典改为要求阐述书中的道理，以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
四是择长官，即慎选地方长官，根据范仲淹的考察，州县两级官有十之八九不称职，范仲淹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奖励能臣，罢免没有才干的官员；
五是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相应数量的职田，对于那些没有公田的低级官员要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对于占有更多田地的大官僚大贵族，予以退回。
第二，富国强兵。一是厚农桑，即重视农业生产，范仲淹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将农业的好坏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内容，与升迁挂钩；
二是减徭役，通过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少百姓徭役，裁减冗官，减少开销，减轻人民负担；
三是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主张恢复府兵制，以此辅佐正规军。府兵卫士每年用三个季度的时间务农，一个季度学习战斗，寓兵于农，以节省给养大量募兵的费用。
第三，厉行法治，一是重命令，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针对朝廷过去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范仲淹提出要“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
二是推恩信，即落实朝廷的信义，范仲淹要求取信于民，地方官员如果敢拖延或违反中央减税和徭役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理，同时巡察各地方，监督惠政是否落实。
在范仲淹提出十条陈事的一个月后，就开始施行，范仲淹的手下改革派官僚到地方担任观察使，开始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
范仲淹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毫不留情的一笔勾去，并严厉打压恩荫派官员，很多官僚亲属无法在朝廷做官。
由于改革势头猛烈，仅仅半年，范仲淹的改革派就遭到广大守旧派官员的攻击。
新政夭折——改革派全军覆没
1044年四月，守旧派首先发难，他们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擅权朝政，范仲淹针锋相对的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
改革派官员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驳斥守旧派言论。
此后范仲淹愈战愈勇，1044年五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使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
然而范仲淹低估了守旧派官员的实力，仅在一个月后，他们诬蔑改革派枢密副使富弼私自草拟废立诏书，并借范仲淹加强相权的主张再提“朋党”之事。
弹劾反对改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引起仁宗怀疑，仁宗态度的变化让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
终于范仲淹顶不住朝野压力，主动请求外出巡守，仁宗借坡下驴，任命其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
八月，富弼以枢密副使离京，任河北宣抚使。然而事情在守旧派官员的穷追猛打下继续恶化。
1045年初，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同一天，富弼也被罢去枢密副使，其余像欧阳修等改革派官员也被纷纷罢免。
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所有新法被废，旧制恢复，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宣告彻底失败。
小结
庆历新政虽然短暂，但还是有一些成效的，一大批碌碌无为的官员被淘汰，很多务实能吏被提拔，行政效得到提高，财政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有了起色。
很多士大夫和民众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其实，范仲淹的改革不过是小修小补的微小改革。但即便如此，也遭遇极大阻力。
“十事”宣布后，仅“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1043年十月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
庆历新政失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借加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新政期间好不容易平息的农民起义又开始新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再次响起，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在酝酿之中，王安石变法的序幕缓缓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