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纵被春风吹作雪，决胜南陌碾成尘”。作为宰相，二次被贬，王安石晚年写下了这首《北陂杏花》。这位北宋著名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官至宰相，他领导的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但对于变法的成效人们褒贬不一。这位叱咤文坛的诗人究竟是否称得上一位优秀的宰相，他的王安石变法究竟是北宋的“强心剂”，还是昙花一现的虚无？
危机四伏的北宋
自北宋立国以来，为了不会出现第二个“黄袍加身”的现象，在政治上，皇帝将权力多次分割，避免个别官员手握重权，甚至一职多官。也就是说一件事需要经过好几个人才能被批下来，才能完成。虽然官员的权力得到了制约，但是也造成了官员过多也就是冗官的情况。
除此之外，大兴科举，推崇文官使得国防力量也很空虚。虽然北宋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实行“养兵”政策，兵虽多却不操练，庞大的军队看似威武，实则不堪一击，也就造成了冗兵的状况。无论是朝廷里过多的官员还是军队中大量的士兵，加之统治者修建寺庙，都需要大量钱财，这又造成了冗费的局面。三冗就像三枚定时炸弹，虽然并不会在短时间造成明显的危害，但为北宋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庆历新政——一次失败的改革，一场恰时的铺垫
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安全危机越来越明显，百姓不得不承受各种苛捐杂税和战乱，在这样的重压下，必然会有人揭竿而起。眼看局势越来越混乱，庆历三年，以范仲淹为首的保守派向仁宗提出了新政的建议，得到了仁宗的肯定后，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式，新政提出明黜陟、均公田等一系列政策，虽然在政治机制上有了一些微小的改变，但同时触犯了不少贵族世家的利益。一时间，各种诋毁反对的言论传到仁宗耳里，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有朋党论。一年的时间，新政的核心人员都被贬离朝廷，新政最终宣告失败。
王安石变法——继商鞅变法后的一场巨大社会变革
庆历新政的施行并没能改变北宋严峻的形势，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仍然在加剧。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改革呼声再次响起。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场更大的改革正在酝酿，那就是王安石变法。嘉佑三年，王安石在进京述职时向仁宗提出变法的建议，却没有被采纳，到治平四年，欣赏王安石的神宗即位，他十分看好王安石的变法。所以在熙宁元年四月，当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时，神宗心动了。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法正式开始。此次变法持续了十五年，目的正是为了解决三冗的危机。
在政治上，他改革了取士之法。主要包括改革科举、整顿太学和唯才用人，其实这方面本身并没有太大影响，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变法造就舆论烘托。
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富国之法。面对巨大的财政空缺，他的青田法和募役法都为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收入，但是本质上是从百姓处压榨而来的钱财，这些政策让贫苦人民的负担又一次加重了。方田均税和农田水利法也为政府带来了收益，但强制百姓兴建水利实际上也是对人民的压榨。市易法和均输法主要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其先进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但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程度，并不能起到很大的反响和效果。
在强兵的政策上，王安石认识到士兵良莠不齐的情况，进行了包括操练士兵、修整武器和减少不必支出等改革。总的来说，面对三冗的问题，改革确实都有涉及，效果最为显著的就是在财政方面，国家的财政确实得到了改善，但是也正是这一点被人们诟病，因为这些钱财是通过对百姓过度的施压而得到的，换句话说，这样暂时的繁荣实际上是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整体来看，为了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施行的变法，在积贫方面，确实是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在积弱方面，也打破了西北战场屡战屡败的局势。但是变法对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百姓的利益。最终的失败，远远不只是神宗的动摇和部分朝臣的反对，还有变法本身的“急进性”和“功利性”注定了它的失败。
生不逢时的变法
王安石变法从古以来就被看作是一场失败的变法，甚至于人们认为它间接地导致了北宋的灭亡。直到民国时期，当列宁马克思渐渐走进人们生活，面对西方列强的炮火，人们发现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有其非凡的可取性。
梁启超在《王荆公》中称王安石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列宁称其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们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思想性和阶级性都是远超同时代的，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尤其是对于商业进行数字管理的看法，是反抗野蛮统治的人类思想的文明智慧，虽然因为科技等条件的制约，未能实现，但不能否定它的先进和正确性。
正如上文所说，虽然王安石变法在民国以来得到许多名人为它正名和支持，它确实是不适合于那个时代的。尽管有先进的经济思想，但在当时的北宋，这些经济政策无异于对百姓施压以为国家谋得财富。还有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施行不了也没有说服力和可持续性。再加上王安石本身对于变法成效的要求太高，无形中变法就显得过于急功近利和用力过猛，就有了百姓因为重税苦不堪言、市场经济完全违背了客观发展规律、急政和苛政的说法了。
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没错的，可因为个人的心态和社会的背景，在当时的北宋不但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反而是将北宋推向灭亡的又一尝试，如果发生在别的时代，也许就是不一样的故事了。
